中国环境自动监控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中自动监控方式是广泛应用的新模式,也是环境行政监管与执法的未来趋势,但目前无论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范都片段化且不统一。在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亟须围绕该法第41条“电子技术监控”条款生成统一系统的环境非现场行政执法规范。环境自动化监控从主体、程序、证据、处罚四方面给行政处罚带来新的变革:首先,主体上,新的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产生,带来新的第三方执法义务等共治问题。其次,程序上,行政执法流程相比人工时代需要再造,以保障行政相关方的权利。第三,证据上,“数据失真”与自动监控时代执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使得人工“双审”成为要件。第四,罚责上,需做到甄别三种自动监控数据属于违法,并在海量的自动监控数据中降低执法强度。在新的环境自动监测时代,主体、程序、证据、处罚都要考虑行政相对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再平衡。此外,上述结论往往也适用于我国自动化行政执法的许多共性问题。

被执行人异议之诉的逻辑基础及内在困境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对于自身的实体权益享有救济权利,然现有执行行为异议制度无法对被执行人实体权益实现有效救济。增设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在对被执行人实体权益提供有效救济的同时,亦会使我国执行救济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考察《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被执行人异议之诉规定,发现存在部分执行依据的执行正当性欠缺、异议事由时间节点适用僵化以及长期存在的“执行异议前置”的程序设置争议等问题。故基于我国现有规定,在本土化执行语境之下,就被执行人异议之诉制度从争议执行依据的执行正当性审查、异议事由适用时间节点的分类处理及“径行起诉”相较于“执行异议前置”合理性考察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规制建议。

习近平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习近平聚焦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和理论阐释,形成了关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论述,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迈向体系化、制度化和常态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这一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科学揭示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任务、路径要求等重要内容;是党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推动从严治党历史传统在新时代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提升管党治党效能、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路径,为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供了现实遵循。

论抵押可售规则——以从《物权法》走向《民法典》的转变为视角

不同于《物权法》明文限制抵押财产的转让,《民法典》背景下,只有在禁止或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的约定已经登记的情况下,才存在抵押可售规则的适用空间。抵押财产抵债有别于抵押财产转让,抵押可售规则不能适用于存在以物抵债的情形。抵押财产转让存在限制时,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是为了便于办理后续的登记手续,而非放弃抵押权。在抵押权追及效力之下,办理抵押权注销登记、抵押权人受领转让价金或将转让价金提存之前抵押权不会消灭。在追及效力规则不足以保护抵押权人之时,有必要例外承认抵押权对转让价金的物上代位效力。关于受让人的权利救济,可通过代为履行制度消灭抵押权,消费型购房人可以直接排除抵押权人的执行。程序上,受让人主要通过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但一般不宜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形式化原则下执行审查规则之检讨——从变更、追加当事人制度展开

执行程序中被奉为圭臬的形式化原则,在实践中屡次出现理解与适用的偏差,导致执行审查流于完全书面审查。民事强制执行立法似乎未能充分考虑本土化执行体系的自洽性,转向与域外执行制度靠拢,实质作用可能式微。实际上,形式审查仍是围绕实体法律关系的审查方式,但在我国执行体系中需要相称的审查模式与救济手段辅佐才更具实效。作为关键的听证程序,理应从表征省略实质审理的略式程序出发,明确公益性、意思自治性的限制。同时,基于执行力主观范围扩张的正当性来源,结合实体法的具体规则是执行审查规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债权人撤销权的实现

债权人撤销权判决在不同场合下,或者具有回复物权的效力,或者具有请求返还不当得利的效力。对于前者,债务人可基于物权请求权要求相对人返还原物,撤销权判决因而获得了强制执行力。债务人若怠于追回原物,债权人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为相对人占有的财物。对于后者,债务人须另行主张权利,撤销权判决无强制执行力。债务人若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可代位提起返还不当得利等诉讼。当债务人与相对人借助诉讼方式诈害债权并获得了相关裁判文书时,债权人则只能借助第三人撤销之诉来保全债权。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判决本身不具备执行的条件,债务人若怠于追回其责任财产,债权人同样需要代位提起不当得利返还等诉讼,或者代位申请执行回转。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实证研究——以浙江省T市五区县调研数据为分析样本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驶入深水区,合规实践整体稳中向好,但在实际启动、机制运行、监督审查、行刑衔接、司法协同等方面存在问题与不足。究其原因,企业合规涉及立法政策、制度架构、体系配套、关键主体等多个层面。因此,应当立足我国现实国情,持续推进规范设计与实践试炼相结合,为企业合规开展刑事一体化立法完善,挖掘既有刑法资源;健全差异化、动态化的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机制;重点补足第三方机制短板,落实监管质效;着力释放行刑合作与司法协同的体系化效能,以行业合规和刑事司法全流程合规共同促进检察主导的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完善发展。

大数据税收征管有助于抑制关联交易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以“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8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生的商品与劳务类关联交易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文章研究发现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关联交易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时,“金税三期”工程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关于机制的研究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会计稳健性和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企业关联交易水平。文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效应,而且对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化监管方式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超越与重塑: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叙事的逻辑机理与路径建构

自我革命这一话语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话语和新时代革命话语的创新性表达,其话语叙事逻辑体现了内在与外在的辩证叙事、历时与共时的时空叙事、宏大与微观的方法叙事。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利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叙事的逻辑结构,从话语生产、话语传播、话语创新、话语认同的角度建构自我革命话语叙事体系,是当前党的建设理论研究的新命题。

中国共产党执纪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执纪成本的分析框架

严格执纪是中国共产党将纪律文本转变为纪律约束效果的重要方式。执纪效益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但既有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系统解释该问题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成本分析理论,可以构建执纪成本的分析框架。党的执纪成本是指将纪律建设基础投入充分转化为纪律约束效果的过程所耗费的资源,由信息搜集成本、法规适用成本、组织协调成本、纠错救济成本和抵制投机成本组成。新时代纪检体制改革经验表明,执纪成本过高会降低纪律约束的实际效果。因而要推动党在职权配置、组织调整、建章立制方面的改革,实现执纪成本和执纪效益新的动态平衡,最终提升执纪工作的效率。执纪成本框架为观察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中观机制。

乡镇执法中的党政协同模式选择及机制改革

当下乡镇执法中的联动型执法具有临时性的缺陷,派驻式执法归属不明,网格化执法规格低。执法下沉的实践困境源于权力下沉先行而组织规范滞后的制度落差、条线部门转型属地治理部门的改制阻力以及县乡之间的体制差异。党参与乡镇执法缘由在于党政体制决定因素与基层执法的权威依托,党政协同执法模式选择则缘于乡镇的“一元二体”结构。完善乡镇执法应以适应性构造作为执法组织制度,以权力调适作为执法协调制度,以共同考评作为人事评价制度,以同责分置作为协同责任制度。

党的十九大以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践、成就与经验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定力,不断推动正风肃纪反腐向纵深延伸,从建章立制、权力运行监督、腐败案件的查处与廉洁风险的防控、廉洁文化与家风家教建设等方面着力,不断拓宽正风肃纪反腐的实践力度、广度与深度。通过持续发力的正风肃纪反腐实践,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得到有效落实,纪检监察体制机制更加成熟与定型,管党治党持续走深走实,巡视巡察更加精准规范有效,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内政治生活质量明显提升、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十九大以来正风肃纪反腐的宝贵经验主要有: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理论武装、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廉洁文化建设。

高空抛(坠)物致害中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法律适用

高空抛(坠)物案件中,物业服务企业既可能依《民法典》第1254条第2款承担(因过失)违反安保义务的责任,也可能依第1253条承担管理人责任。其依何规则承担何种责任,不取决于将案件事实定性为高空抛物还是高空坠物,而取决于“侵权人”身份之认定。第1254条第1款的“侵权人”既包括抛物行为实施者,也包括第1253条中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物业服务企业何时依第1253条承担管理人责任,宜以坠物来源作为标准。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保义务,依第三人之故意或过失分别适用第1198条第2款或第1172条,对前一条文之适用范围应作限缩解释。物业服务企业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独立承担责任,相互间并无追偿权。

论我国当事人适格的判断——兼谈《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的解释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质上是实体当事人概念,这使得我国当事人适格的研究背景与德日颇为不同。从当事人适格的理论功能看,现有研究将第122条第1项解读为我国当事人适格标准是不妥当的;只有对《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进行低阶化解释,我国才有探讨当事人适格的理论空间。从文义和体系的角度解释《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项的“本案”和“利害关系”,可以有效降低我国的起诉条件,并创造出当事人适格探讨的理论空间。以比较法上当事人适格判断标准的四个学说为基础,结合我国现代型诉讼的处理模式,可分析并论证管理处分权说作为我国当事人适格判断标准的妥当性。

第三人债权执行问题研究

第三人债权执行制度是申请执行人实现债权的重要程序。该制度实际上是以略式方式确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将被执行人对特定第三人债权纳入被执行人责任财产范围具有正当性。司法实践中,应当区分第三人债权的范围,分别实施不同的执行策略。执行法院向第三人送达冻结债权债务裁定和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第三人在法定期间不履行也不提异议,法院可以强制执行。第三人对债权执行提出异议,法院对期限内异议采取形式审查,对超期异议采取实质审查。申请执行人权益也要得到司法救济。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概念的源流与语义嬗变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深刻意蕴的政治话语表达。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话语的形塑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概念孕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深化,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成熟。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源流及其语义嬗变进行系统梳理,对于全面把握百年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演进,深刻理解党的建设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救国、治国、强国的政治逻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基于生效法律文书的个别清偿在破产程序中的撤销

在破产临界期内,债务人依据具有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实施个别清偿极有可能加速债务人资不抵债的到来,难以维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实现全体债权人平等受偿的破产法目的。对于这种实践中常见的偏颇行为撤销情形,《破产法解释二》第15条却采取了破产撤销权“否定说”的制度安排,该规定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信赖利益,却无意中为特定债权人恶意利用诉讼、仲裁等方式“哄抢”债务人财产提供了制度温床。在破产撤销权行使受阻的情况下,有必要在程序法上为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寻找救济渠道。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20条对于普通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采“肯定说”,为破产领域提供了类推适用的解释论空间。基于破产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原理上的相似性,应允许管理人以诉讼担当人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来对抗已为生效裁判既判力遮断的偏颇性清偿,并通过降低申请人证明标准,证明责任适当转换,加大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以及拓宽管理人调查取证权等手段,破解“恶意串通”要件事实证据偏在的困境。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检视与重构——从一则被执行人配偶主张所有权排除执行案例切入

我国诉讼裁判遵循以实体法要件构成的独立法律事实为审理对象,实行“一法律事实一诉”,加之,妨害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长期处于“虚无”,导致案外人、特别是与被执行人有关联关系的案外人对所有权排除执行的执行异议之诉的滥用,成为被执行人中断或拖延执行、逃避债务的“主流手段”。建议以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为契机解决此种现象诱发的“执行难”问题:(一)重塑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目的;(二)废止前置程序;(三)设立专业化的执异审判庭,并强化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四)增加诉讼成本和加大法律责任的适用力度以制约异议诉权的任意行使。

讲好党的故事视角下的红色实物价值传承研究

红色实物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蕴含着党的丰富红色基因,是讲好党的故事、继承党的优良传统、赓续党的红色血脉最直观最鲜活最生动的教材。立足红色实物,挖掘、阐释承载其中的党的奋斗历史、感人事迹、伟大精神品格,依托红色实物主题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各种红色场馆及“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借力多媒体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育人,不断创新形式,讲好红色实物承载的党的故事,彰显红色实物的弘德育人价值,是红色实物价值传承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保护和利用好革命文物,更好地发挥红色实物资政育人价值的必要途径。

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权利裁判实证研究--基于91份裁判文书分析

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指案外人针对期房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后所提起的诉讼。此诉讼的关键在于,案外人就正在执行中的期房是否享有可排除执行的权利。当前,关于期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裁判规则,在立法层面仍显模糊,司法实践中也面临众多问题。文章从91份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文书入手,梳理审判实务中的裁判标准、审查路径以及裁判依据,全面审视司法裁判的现状,发现诸如期房权利类型不明确、物权期待权规则滥用、期房权利顺位规则不稳定等问题,皆为当事人纠纷之源。针对既有问题,提出完善策略,旨在为立法机关改善期房执行规则提供建议,为司法机关在期房权利裁判实践中提供参考,以期为期房权利主体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