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配置论视阈下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规制当事人在案件事实形成之后独立实施的违法取证行为。与权益损害型非法证据的排除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在我国已基本达成共识不同,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的适格性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国家已经充分保障当事人可以通过不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方法收集相关证据的,对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应当采取绝对排除立法模式。国家无法或者尚未充分保障当事人可以通过不违反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方法收集相关证据的,对秩序破坏型非法证据应当采取相对排除规则,即在“潜在证明利益”与“遏制利益”衡量的基础上决定是否排除相关证据。

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

论美国跨境刑事数据调取中的国际礼让:以《云法案》为例的分析

美国《云法案》确立的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非适格外国刑事数据的取证途径,本质上是绕开外国主权者而开展的单边跨境取证活动。为了应对可能产生的跨境取证法律冲突,《云法案》将国际礼让内嵌其中,并根据产生法律冲突的主体不同而构建了法定礼让分析与普通法礼让分析双重解决路径。然而借镜司法判例,《云法案》的国际礼让体系极可能承袭既往不平衡的礼让特点,在礼让分析的结果上压倒性支持美国单边跨境刑事调取。这是国际礼让理论在美国流变的结果。针对《云法案》国际礼让的特点,我国可兼采完善数据本地化立法的“对抗”措施与推动跨境刑事数据调取双(多)边合作机制升级的“调和”措施,以构建开放而有序的跨境刑事数据调取路径。

网络暴力自诉案件中的证据供给与风险预防

惩治网络暴力、净化网络空间需要多方协力,更需要刑事司法作为其最后的防线。网络暴力犯罪主要涉及侮辱、诽谤,两个罪名均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网络暴力自诉案件存在三重悖论: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与起诉的确定性之间的悖论,国家主动追诉与尊重被害人选择之间的悖论,自诉人取证能力的有限性与证明的严格性之间的悖论。增强对网络暴力被害人的证据供给,有利于在惩治网络暴力和尊重被害人主体地位之间寻求平衡,且符合“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立法定位,并不至于过度侵犯公民的言论表达空间。应当增强内部供给,准确适用公安机关的协助取证制度;拓宽外部供给,强化网络信息服务者的协助义务;完善行刑衔接,畅通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自诉的途径。同时,还应当注意预防证据供给中可能存在的若干风险。在公民权利和公民自治高速发展的年代,刑事诉讼应当改变“以公诉为中心”的立法理念,加强对刑事自诉的制度构建,更好地发挥刑事司法的社会治理作用。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网页挖矿木马的取证方法

网页挖矿木马因其具有较高的隐蔽性和传播性,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网络安全威胁之一。目前,针对网页挖矿木马的取证流程及技术方法仍不健全。通过梳理在Android、Windows以及Linux等不同操作系统中的取证流程,可以发现基于网络数据层、网页代码层、可信时间戳、其他木马固定的“四维取证”方法不失为一种针对网页挖矿木马的有效取证方法。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如排除了一定数量的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主动撤回争议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一定数量的法官对规则认知不足、部分法官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以及部分案件的审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等。通过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即法院公正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落实有诸多障碍,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法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合法性应当成为民事诉讼证据可采性的构成要件之一。由于民事诉讼在证据的收集、举证责任的承担及证据的采纳等方面都与刑事诉讼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所以,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就必然会作出与刑事诉讼有别的解释。这种解释更加宽松、灵活,体现了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规则整合各种价值目标的功能。

基于远程控制技术的动态取证系统

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远程控制技术的计算机取证系统,提供了3种不同取证方法动态获取控制目标的电子证据,研究了文件隐藏、进程隐藏、注册表修改隐藏、端口反弹、数据加密等关键技术。实验表明,该系统能动态获取网上不同监控对象的电子证据,是当前取证技术的一种新思路。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重塑——兼论制度的可行性

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理论和实践在我国一直停滞不前。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明确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基本方案,以往对该制度的排斥主要来源于对该制度本身定位不明、动摇检警结构的平衡、影响侦查效果等的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和以往的"提前介入"有明显不同,只是希望建立起检警双方的工作沟通,并不是对检警关系的颠覆性变革。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本次改革可以提高起诉质量,符合检警双方共同利益,应当尽早形成具体制度。

刑事诉讼中私人不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私人不法取证是私人以非法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证据的行为。私人不法取证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但与公权机关非法取证存在诸多不同。关于私人不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不应排除说、法秩序一元说、权衡理论等诸家学说中,权衡理论更具有合理性。针对我国当前立法对私人不法取证问题规定的空白,应根据权衡理论对私人不法取证进行分类排除。

网络获取技术在循证护理信息资源检索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加强循证护理信息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促进循证护理的发展。方法文献复习与信息资源检索。结果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电子期刊、重要网站都能获取网络循证护理信息资源。结论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电子期刊、重要网站都是获取循证护理信息资源的非常重要的途径,传授这些信息资源获取的方法和技巧,是医学信息人员的重要责任。加强护理人员与医学图书情报人员的合作将有利于推动循证护理实践的开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论“反复自白”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反复自白,形成多份甚至十数份口供,而一旦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问题,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自白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反复自白应当排除,并非基于"毒树之果"规则,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延续效力。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出发,对反复自白应当坚持全部排除的观点,即只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一经查实,则犯罪嫌疑人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反复自白排除后,在对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前提下,法官可以重新依法对被告人展开讯问,若被告人仍作出有罪供述,该口供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基于4G网络的防窃电智能视频监控终端设计

该文分析了当前常见的防窃电技术、措施及其存在的缺陷;运用4G通信模块、智能视频取证等关键技术,研制了一款基于4G网络的集防窃电、现场视频监控于一体的智能视频监控终端。给出了其总体设计方案;提出了软件设计方法,重点介绍了防窃电终端图像采集流程的设计,提出了门节点开关触发与红外热释探测触发的摄像头触发方案。该设备能够及时发现现场的各种窃电行为并进行取证,从而有效地解决窃电现场取证难的问题,为依法打击窃电提供了重要手段,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几个问题探析

文章认为我国目前有关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设计和法律规定正在走入一个误区 ,其制度的目的背离了行政诉讼制度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合法权益的初衷 ,表现为对证据合法性标准的不合理突破、被告行政机关举证认定规则的放宽和举证责任的不合理分配 ,这极有可能影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

论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

法院是民事纠纷的裁判者 ,裁判权是其最基本的职权 ,然而 ,在围绕着这一职权的行使而展开的一系列程序中 ,又衍生出诸多权利 ,如程序控制权、程序事项裁决权、调查取证权、释明权、事实认定权等。程序控制权和程序事项裁决权是法院控制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止的节奏和方式并对程序争议事项进行裁判的权力 ;调查取证权、释明权和事实认定权作为法院的三大审理权 ,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是有所区别的。笔者认为 ,在我国 ,法院不应通过职权干预调查取证 ;释明权作为一把双刃剑 ,应正确把握和运用 ;而事实认定权的行使 ,则必须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证据规则 。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禁止——以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为中心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就证据取得禁止与证据使用禁止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国虽采取的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立场,但和德国学说和实务见解相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只有那些旨在担保所获证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重要取证规定被违反时,我国相关法律才会科以明确的证据使用禁止后果。此外,我国证据使用禁止呈现立法上的积极主动、司法上的消极保守、阶段上的层层把关、论证上的简单恣意四个特点,这些特点皆与德国相关法律规定相背离,这一现象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尽管我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共享职权主义传统,但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