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运动与其发展和转型

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大致有六个方面:文艺发展的方向、文艺服务的对象、文艺创作的主体、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语言、对五四新文化的评价。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偏颇和局限之处。毛泽东没有延续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思路与方向,而是对文艺大众化的内容与问题进行了分解、总结与转型,对相关问题与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办法,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讲话》发表之后,文艺大众化进入“泛化”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需要提高型的作品,文艺大众化逐渐失去活力。80年代之后,传统的大众文艺受到新起的大众文化挤压,开始走向式微。2014年,习近平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相关思想,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出“精品战略”。文艺大众化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失去了现实性与合理性,整个文艺发展的方向由“大众化”转型为“精品战略”,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与历史的必然趋向。

五音戏中的地域文化书写与内涵阐释

五音戏,原名“肘鼓子”,是鲁中地区地方戏曲形式之一。它产生于章丘青野一带,流行于济南、淄博等地,距今约四百年的历史。五音戏的唱腔婉转,极具民间口头文学特点,素有“北方越剧”之称,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音戏能够在鲁中大地生根、发芽并且传承下去,不仅在于它独到的艺术特色,还在于它与当地文化紧密结合,充分展现了当地百姓的精神品质、日常生活以及当地社会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等,这也是五音戏地域文化的充分体现。

俗文学中的唐僧对历史玄奘形象的传承与嬗变

历史上的玄奘形象经历了由史传到诗话,再到俗文学创作的递嬗过程。玄奘形象的传承嬗变与不同文体的具体要求、文变时序的时代影响以及剧作家的个人境遇有关,这些原因导致了历史上的玄奘与元明清俗文学中的唐僧形象存在差异,同时不同文体之间的唐僧形象也存在很大差异。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潮之间既有纵向的传承与变异,又有横向的渗透和交融,这种演进是多元而动态的,甚至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地方戏中唐僧形象的建构,这反映了中国俗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由雅趋俗、雅俗共荣的发展规律。

炼钢排程系统工序节点判断方法的研究及应用

随着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基于时间窗的炼钢动态排程系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生产动态排程系统将炼钢-精炼-连铸3个工序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生产计划编制,形成生产批量计划,工序节点反馈信息的准确性决定了上层动态排程结果的可执行性。文章主要以转炉、精炼、连铸等工序的关键工序节点为研究对象,总结探索各工序时间节点的判断逻辑,实现各工序节点时间反馈信号的精准性,减少排程系统的扰动,提高计划准确率和排程效率。

张恨水“爱情三部曲”对传统小说的改造及其局限

张恨水的早期作品典型反映了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也由此展现了其中的种种症候。以张恨水早期的“爱情三部曲”为例,作者逐步转变传统章回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三部曲叙事重心由个人到家族再扩大到总体性的社会结构图景,主题由个人命运的悲叹到反映社会上层的腐败,再到表达市民阶层朴素的政治正义观,均显现了作者社会视野的逐渐扩张、观念的不断更新与革新旧文学的持续努力;时代转变带来的观念转化使得作品从“守旧”的旧文体逐渐向“革新”后的新文类演进。但既有的保守心态又使得这些作品无法深究矛盾的社会成因,而仍陷于半传统的小说形态。这表明文学形式的现代(化)与叙事内容的现代(性)无法割裂和分离,也对新旧文学的转化和“雅俗之辨”带来新的启示。

《方氏墨谱》与明代审美范式

《方氏墨谱》既是民间工艺与文人文化共同构建的视觉文本,也是徽派版画文人化的范本。墨谱在极具形式意味的视觉生产方面完成徽墨商业目的的转向,却在明代时代风尚与审美结构中,生成新的清雅近古的审美范式,并影响了徽派版画整体风格的转变。《方氏墨谱》强化了徽派版画与明代审美范式间的紧密联系,对其视觉生产在徽派版画发展过程中文化建构的重新定位及明代审美范式的审视极具启发意义。

新时代电影艺术与传统文化的雅俗共赏——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

自古以来,“雅”“俗”文化在形式上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无论是社会风俗层面还是对文化的批判,总喜爱以雅俗来加以区分。在最早的西方艺术史中,“雅”“俗”是对立存在的关系,“雅”精致而具有典型性,“俗”较为粗放而具有广泛性。往往用雅俗共赏的眼光看待事物,视为最佳。文章着重以优秀动漫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材的故事背景、角色、场景设计等,探究雅俗文化如何以电影语言的形式体现及其发挥的重要性。

弃俗求雅之辩:从休谟趣味理论到现代中国美育的矛盾与反思

尽管高雅与通俗在审美中无法形成明确的等级划分,但在当前中国的部分美育观点中,依然存在着过度强调“弃俗求雅”的趋势,这无疑将人们的审美趣味进行了分级。这种提法和休谟的理论同出一辙,后者在现代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因此,文章从休谟的美学思想出发,结合现代学者观点和中国文化语境,重新审视美育理论中的趣味问题。美育的功能目的在于完善感性,它能让人们欣赏不同的事物,扩大自身的欣赏领域。过度强调美育可以帮助人们鉴定雅俗,可以培养高雅的审美趣味,这既是旧时美育思想的残留,也有精英文化的烙印。这种做法无疑强化了社会权力等级差异,并把美育简单化、片面化甚至功利化了,与美育原初的目的相悖。

电影明星的身体呈现与视觉政治

电影明星研究,联系着生产、消费、产业、批评等不同维度。电影明星于银幕内外的身体呈现,构成了明星研究的基础维度。身体是明星形象建构的物质基础,是明星通过电影表演与文化表演建构其明星形象的关键所在。身体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媒介、产业、受众等宏观因素制造与操控明星形象的重要物质基础,也由于它与演员之间的亲密性,可以轻易地被演员自身使用。演员与其身体之间,形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关系。在电影明星的身体表演中,脸由于其丰富的表情达意功能,加之特写镜头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使其成为演员身上最重要的表意元素。电影明星在身体与布料之间的摇曳关系常常呼应着电影历史、电影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并显现为与各种权力机制的博弈关系。身体修饰作为明星身体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与大众趣味之间产生共鸣。明星身体问题勾连着电影历史与电影观念的变迁以及大众趣味的变化,而其与各种权力机制之间的博弈,形构了各种意味深长的社会文化话题。

明清“作诗免罪”母题与诗歌艺术的生产消费

明清民俗故事常叙述犯人即时作诗,获官员同情宽纵,或因作诗而免受灾祸,带来幸运。母题体现了传统"人治"社会法律与执法的特点,犯法者因能诗而提高了个体品位。诗歌消费过程,离不开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共同置身的特殊情境。明清叙述较多变成下层男女过失"犯罪",以具有贵族般才华作诗得蒙宽宥,诗作要按命题要求,具有"双关"性,往往有适度的自辩自嘲和诙谐意味。作诗免罪母题体现了"尊重人才"的意趣、朴素人道主义与人际和谐理想,显示了文人阶层的文化心理向社会运作机制、普通民众舆论的渗透。

成人绘本流行的文化心理探析

以几米等绘本名家作品为研究载体,从社会文化转向、文化潮流、都市人的心理需求及大众审美趣味四个方面,探讨成人绘本之所以在读者中广泛流行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在北宋的广为传播,有赖于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传播者群体的出现。由于柳词本身具有雅俗不同的特质,使得柳词的传播效果和反馈评价呈现出复杂性。

雅俗之间的游走——论商业广告翻译的中庸之道

现代广告是现实物欲与文学整合的一种表达,兼具媚俗与求雅的双重属性。广告翻译既要避免过分求美求雅,也要切忌粗俗、庸俗或低俗化。讲求适度和谐、不偏不倚、因势而宜的中庸之道,要求广告翻译在美学与实用、高雅与通俗之间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使广告译文雅俗相和、雅俗相成,达到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流行音乐、艺术趣味与社会意识——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流行音乐的论争

文化形态与社会制度息息相关,艺术趣味是社会意识的反映。改革开放之初,流行音乐异军突起,风靡天下,一方面,它打破了此前艺术表达情感的简单化、模式化和虚假化,受到热捧;另一方面,它又有"腐蚀意志"的一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受到批判。围绕流行音乐的论争,关系到历史转轨时期对文艺的功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认识和调整,而这一理论认识,正是当年的文化实践和文化现实所促生出来的。

论柳永的文化人格

北宋初期歌乐升平、雅俗文化空间日渐混融的文化表象，为柳永词在世 俗世界的广泛流播提供了条件，但并不能使这位名扬天下的放浪词人摆脱内心深处的苦痛。 俗名远扬既给了他傲视现存政治威权和传统价值的资本与力量，同时也让他承受了传统仕宦 观念的深重压抑和打击。他愤激社会，放纵自我，体验到生命的空虚与追求的无聊，进而质 疑传统仕宦追求的意义，最终以在世俗情欲中伸张自我作为化解心灵痛苦和内在紧张的出路 。与元代文人相较，柳永的世俗态度和方式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戏曲写作与戏曲体演变——古代戏曲史一个冷视角探论

古代戏曲写作与文体意义上的戏曲体研究,至今仍是戏曲研究中的一个冷视角。本文从戏曲写作的角度,对古代戏曲体予以发生学和类型学研究,提出中国古代成熟的戏曲形态,是通过文人戏曲写作整合市井伎艺生成的;从叙述方式和叙述结构的角度,分析南宋至元"戏文体"、杂剧"关目体"和明清"传奇体"的基本特征;将古代戏曲体大致分为两种基本文体类型:其一是基于传奇思维的"传奇体";其二是基于"诗性思维"的"诗剧"体,古代戏曲体的大框架乃是一种"剧"与"诗"的"复合体";古代戏曲体的生成和演变,是在文人戏曲写作与表演方式的同构中发生并完成的。古代戏曲体雅俗复合的深层底蕴是雅俗文化的复合,是古代戏曲研究中值得深入展开的课题。

消费视域下商业电影中的底层表述及其发展趋势

消费语境下中国商业电影中的底层表述有着鲜明的叙事特征,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趣味进行改写的同时,取悦大众趣味,对底层进行疏离与扭曲。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运作逻辑,新世纪以来,不少电影创作者试图融合多种类型、题材与风格,商业电影中的底层表述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如底层叙事日趋荒诞化与黑色喜剧化,底层作为能指日益空洞化,底层题材与中产阶级题材融合日渐明显。而如何正确地表述"底层",如何有效地形塑"底层",仍是中国电影创作者所面临的挑战。

从《红高梁》到《英雄》——论张艺谋文化电影的俗雅之变

从《红高粱》到《英雄》,张艺谋的文化电影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展现,明显地表现出从俗文化到雅文化,从传递负面信息到正面信息,从批判到赞赏的转变。而造成这些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为生存而求变;二是张艺谋本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

论大众知识分子与审美——兼谈当下文学理论建构的主体依据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趣味总是与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阶层紧密关联。知识阶层或广义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他们被具体的社会条件所规定,经常表现为特定社会结构的特定功能。如果不算上古时期的巫觋、部落酋长或祭司,广义的知识分子经历了"贵族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等阶段,今天则处于向着"大众知识分子"转换的过程之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可视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转换的思想表征。不同身份的知识分子代表着不同的审美趣味。贵族的、传统的以及现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精英阶层,代表着一种排斥与区隔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大众知识分子"则是社会大众的一员,他们对社会大众的审美趣味有着深刻的"了解之同情",他们与社会大众其他成员唯一不同的是专业上的特殊造诣,而这正是他们介入大众审美文化的主要资本。通过努力,他们可以成为大众文化的"批评者""中介者"与"对话者"。对"大众知识分子"的了解与自我认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最主要的主体依据。

大众文化立场上的谐俗叙事——论《醒世姻缘传》叙事的文化品位

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的叙事与该时期的大众文化亲缘密切。作者立足大众文化立场.体现大众关怀.表达大众审美趣味,形成谐俗性叙事的文化品位。这表明,即使是正统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在文化观念、叙事角度和话语选择方面,亦往往受到大众文化的深刘影响。同时,又以其亲和大众文化的优势,有效地进行文化与文学传播,显示出世情小说独有的文化精神与文学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