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庙堂设计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不同于庙堂典礼和庶民礼仪,是指在各府州县乡、都司卫所等地方的公共领域内公开举行的,由地方政府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地方公共典礼以仪式展演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于润物无声中指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明代的官方礼书、典制类史籍,以及大量官箴书中关于地方公共典礼的集中记载,展现了庙堂设计视角下公共典礼的形成及其内容。具体来讲主要包含3类:一类是官署公式,包括新官到任典礼、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敕典礼、进春鞭春仪、庆典朝贺仪与进表笺仪、日月食救护仪;一类是崇教化类礼仪,包括庙学释奠、释菜与行香礼,以及乡饮酒礼、乡射礼;一类是公共祀典,主要指各级各类坛庙祭祀。这些典礼仪式举行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地方公共事务为内容,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权力,推进了地方公共礼仪文化的形成。对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研究,是理解明代地方社会礼仪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

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仕路探究——以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为例

海疆军籍进士是明代进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加剧,海疆防御至关重要,海疆军籍进士崛起,被委以重任。在众多海疆军籍进士中,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具有笃定志向、锲而不舍,不忘本籍、认同军籍,扎根基层,百经试炼,兢兢业业、无敢懈怠等品质,取得了突出的政绩,不断获得擢升。基于家谱等资料,能够看出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福建特色,如重视科举风水、忠贞不二、以《诗》传家、突出家族组织的教育性等,这些特色对台湾地区或南洋郑氏后裔产生深远影响。

激活历史密码 再现古都史脉--安徽凤阳“明中都”新传统建筑设计记思

在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城市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新城区的开发。如何在新城建设中延续文脉,塑造有历史底蕴的新建筑?一直是城市建设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文以安徽凤阳明中都文化旅游中心、非遗展示中心、云霁社区活动中心三组新传统建筑设计实践为例,以三组新建筑的选址与明中都城之三座祭祀祠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契机,探索三者在明中都、清凤阳府、凤阳县的各时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史脉变化,思考在此类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应如何溯城脉,塑造融合传统与当下的新城区建设格局;探索应如何理史脉,顺文脉,选择适宜建筑语言,再造融合史脉传承与场所精神的新传统建筑。凤阳县三组新传统建筑的设计实践,就是对激活历史密码,彰显历史城市史脉、城脉、文脉的一次尝试。

明清时期“陶厂”新考——兼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资料,本文先是对明清时期“陶厂”一词缘起及其含义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在前人有关明代御器厂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明清两代人所持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继而对每个阶段各方所持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细考述。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官方所持观点较为可信,其很有可能是以明永乐时期所诞生空间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官用瓷器生产建筑设施来作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变化的重要标志。

武当山遇真宫新发现的龙虎殿明代早期彩画考证及原状研究

建筑彩画为保护木构而设,常因损坏不断更新。因此,年代越久越难以留下。明代官式彩画在中国彩画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现存数量稀少。本文通过考察湖北武当遇真宫,在现场勘测的基础上,采取类型学方法研究,认为遇真宫龙虎殿彩画无论是大线构图、纹饰造型还是设色方式都具有明代早期特征,属于新发现的明代早期官式旋子彩画实例。同时通过与相似案例比对,辨认其纹饰造型,考证并探究其原貌特征,以这一新发现的珍贵案例,丰富现有明代官式彩画的研究。

明洪武初年浙江黄册的起源与演变

据日本静嘉堂藏《汉书》《后汉书》纸背文书,洪武二、三年间,浙江行省处州、温州府已编排里甲,攒造“黄册”。其所编排里甲以一百户为里,其中十户里长,九十户甲首,分成十甲,每年一户里长带领九户甲首应役。五十户以下畸零户由同保百户里的里长带管,畸零户五十户以上则置立“小黄册”,自行编排里甲轮役。明初户帖是由民户保存的户籍副本,主要功能是核实户口;黄册由政府攒造并保存,主要功能是征发赋役,两者的内容并不直接对应。洪武十四年前,江南地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百户里甲组织,黄册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洪武十三年,明政府在浙江黄册的基础上改良,翌年开始在全国攒造赋役黄册,增至一百一十户为里,遂为明代定制。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

武当山遇真宫东宫遗址配殿复原设计研究

武当山古建筑群肇始于唐代,明代作为皇家道场而兴盛,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武当山遇真宫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敕建。遇真宫古建筑群内包含3个区域,分别为中宫、西宫、东宫区域。依据《武当山遇真宫遗址》中提供的考古遗址信息,选择东宫配殿遗址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明代大木作做法,参考同时期的其他明代官式建筑,对遇真宫东宫配殿遗址的信息要素进行尺度权衡推演和复原考量,为遇真宫东宫遗址复原成果提供可视化表达。

论南宋时期的一种新型官职——借补官

借补官出现在北宋末年战争时期,是诸军将帅或监司郡守等用白帖临时为有功之人补官的一种权宜之制。借补入官者主要是平民百姓和低级军官,他们通过战争时期的特殊入官方式成为官员。借补官虽然只是一种“临时”官职,但也有着一套比较规范的授官程序和严格的付身文书规定。借补官之所以在南宋能够成为定制,与当时处于特殊的“战时状态”有着一定的关联。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明清官帽椅造型设计感知意象研究

为探究明清官帽椅感知意象与造型设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文献调研与K-means聚类分析法,对54份明清官帽椅样本的造型要素进行归类并筛选15份代表性样本;采用问卷调查与专家访谈法,确立6组感知意象词组;利用语义差异法和7阶量表问卷来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逐步回归法进行数据分析,提取出2个主成分并建立明清官帽椅设计特征给人的第一感官印象评价理论模型,并进一步验证模型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最后采用阶层类比分析法,将受试者的感知意象映射出较为具体的设计要素,为新时期官帽椅的造型设计提供参考。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图绘名山:明代文献中惠山图研究

自明代始,志书中初现完整意义上的惠山图。明代文献中惠山图受到惠山人文景观建设和文人活动的影响,形成多种不同的风格。基于空间图像分类和时序图像剖析相结合的时空——图像解析法,本文将明代无锡地方志和游记收录的惠山图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初现缘由和演变过程,归纳其在明代社会背景下的特征,挖掘惠山形象及名山文化。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读史札记:《至正条格》和《元典章》大都及两都巡幸史料四篇

元朝政府行政而生成的公牍文中,遗留至今者有相当一批是所谓硬译体公文书,是以汉字书写而以蒙古语语序组织而构成的公文书。新发现并刊布的《至正条格》中也包含丰富的硬译体文书。关于元朝两都巡幸及元大都城市史,这批文书中有丰富史料。相比于纯粹的汉文史料,对这些硬译体文书的解读,会花费学者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本文对其中四篇文书进行解读,希望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获取新的认知。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明代科技教材探析

明代前期科技教育滞后,科技教材在官学和私学中部分推行。明代中后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实学”思潮崛起和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与知识界觉醒者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科技著作及知识文化,促进明代科技教育和科技教材水平提升,涌现出不同门类、丰富多样的科技教材。总结明代科技教材的特点,对我国当代科技教材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从赏赐琉球官生的服饰看明朝外交

官生在中国明朝与琉球国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以明朝赐官生的服饰为研究对象,依据明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和明代黄佐所作的《南庸志》等史料,通过对明朝赏赐琉球官生、其他藩属国官生与本国监生服饰的时机、频率、种类、等级等内容的整理、分析,认为琉球官生在明朝享受优厚待遇,这不仅是明朝对琉球“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展现,还是中国与琉球国历史上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政治话语与文学表达: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之功能及意蕴

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文的生成是以明初考绩制度的完善为基础的。台阁文臣的政治构想、政治实绩、官场社交都深度影响了考绩序文体程式的构建,并直接决定了其文体结构和语体选择。考绩序是台阁文人政治身份和文学能力的体现,实现了政治语境与文学表达的契合,反映了台阁文士的身份定位与价值取向,折射出明前期的颂扬模式与盛世文化。明代台阁文人考绩序文体具有多重功能,是政治运作与文体程式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