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范式——评《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

《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是灾害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性成果,谋篇布局的宏阔完整,对清代的灾等、报灾、勘灾、以工代振、勘不成灾、审户、栖流所等重点议题进行了突破性探讨。书中认为清前期的自然灾害在中国灾害史上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特点、灾赈机制有着典型性特点、是清王朝政治智慧的体现。这是一本历史灾害研究新范式的著作,在清代灾害史研究上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

唐初官服"异文",即官绫图纹中的"大、小科",它们应该与中、西亚起源与盛行的联珠纹、对兽纹有密切关系,故在中晚唐的史籍文本中被记为"异文",但其已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因此,总体上应归属于唐初由窦师纶创制的"陵阳公样"图纹内涵范畴。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的兴起

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唐初八史对它的影响很少为学术界所关注。唐初八史浓郁的小说色彩对唐传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直接为传奇作者取法;而唐初八史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构建共同体:唐初的“尧舜记忆”

种族、地域及文化间的冲突是李唐构建大一统帝国尝试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唐初君臣在对汉唐间政权更替的合法化方式与胡族自我角色定位的言说机制历史回眸的基础上所确立的以"尧舜"为表征的政治文化理念,成为李唐完成权力获取之合法性论证、调适胡汉混融事实下的族群关系及维持"权力公共性"的基本共识,并进而决定了唐初的政治文化走向。

唐代“医待诏”及相关问题略考

对医待诏的起源及唐代医待诏、翰林待诏、翰林医官以及与翰林院、翰林学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对唐代医待诏的相关史实进行了钩沉与评述。

魏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民族史记述成为史家关注的重点,正史中的民族史撰述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正史的民族史记述有了新的发展,一是民族史记述成为各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二是民族史记述范围扩展;三是记述方式有所改进、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在分争的表象下,史学有着加强民族联系、实现民族统一的内在要求。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基本成为人们共识,对巩固统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接触的增多和联系的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理论认识有了深化。民族关系的思考主要关注两点:一是宣讲以夏变夷的责任及意义,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方略。

张说与初盛唐政治文化关系考述

在盛唐文化的建设上， 张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张说本门第寒微，在初、盛唐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以其杰出才 能，得预“近代新门”。又辅佐玄宗，共同营造了崇尚文学的、宽松的社会氛围，为盛唐文 学的到来作了人才上和心理上的准备。他以一代文宗的身份，事实上成为盛唐文学的开路人 。

论唐代诗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由于诗人本身的志趣不同,唐代诗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赞赏其隐逸出世的独立精神,另一种则不满于其远祸避世的消极姿态。而不同时期的文人则根据时代背景和个人境遇的不同扬弃式地接受陶渊明的影响,这使得唐代的陶渊明接受史呈现出强烈的个体差异性特征。本文通过梳理唐人诗文中的陶渊明形象,揭示这种褒贬共存的复杂感情背后"仕与隐"的深层矛盾,并从类书对于陶渊明的征引情况入手,探讨唐人对于陶渊明普遍理解不深的弊病及其原因。

初盛唐状元初始职任考

文章简述了唐代的守选、释褐制度,对有案可稽的10位初盛唐状元的初始职任作了考证,认为初盛唐状元夺魁后初始职任并不像明、清状元那样统一与固定,而是比较随意;初盛唐政府对状元初始官阶的规定根本没有执行,有时还有较大的向上浮动,这种浮动带随机性。

论罗贯中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国志演义》及李玉《风云会》传奇相比较

罗贯中撰作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小说相比较,前三折写赵匡胤故事是对后者最末数回内容的放大和铺张,而第四折是对后者的延续和补充。《风云会》杂剧和《三国志演义》小说相比较,总体思想倾向非常一致,突出表现在君臣风云际会、中华全国大一统和天命思想这三个重要问题上。《风云会》杂剧和清初李玉的《风云会》传奇相比较,表现君臣风云际会的主题也是一致的。

以“艺”论之——杨慎建构六朝初唐诗学观的价值评判标准

弘治、正德年间,杨慎在前七子复古派倡导汉魏、盛唐诗歌的诗学语境下主张学习六朝初唐诗歌,建构六朝初唐诗学观。在儒家传统的政教伦理衡量标准下,历代对于六朝初唐诗歌评价贬大于褒,杨慎以"艺"论之,从诗歌的艺术标准重新审视六朝初唐诗歌,指出其在诗歌题材内容的开拓、诗歌声律的创作实践、诗歌用典和话语形式以及诗歌审美等层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吐鲁番出土唐前期给粮帐初探

吐鲁番阿斯塔那91号墓出土的10件给粮帐,为研究唐代给粮帐及其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对给粮帐的研究考证发现,该给粮帐给粮对象可能是官奴婢、官户、营田户、杂户、刑徒等,给粮标准为日给粟丁男三升三合三勺,丁妻妾二升五合,中小及老小一升五合,小一升。

论周代令书的性质

周代令书的制作权最初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诸侯国由诸侯所掌握。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决定周代令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权威性在令书的制作、授受、执行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归统治者所有,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令书的法定作者,而且,令书一经法定的作者制定和发布,就赋予了令书很强的法制强制力。周代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随着春秋战国统治阶层获取权力欲望的增强和实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和弱化。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秦始皇一人有向天下臣民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则无权使用,此时,令书的制作权才又达到了高度集中,结束了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阶层混用令书致使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而受到削弱的局面。

唐初地方官员与社会发展

地方政权是国家政权统治的基础,唐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地方官员的作用。在唐初盛世的形成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绩突出表现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发展,开拓边疆,促进和巩固民族融合等方面。

“李白不屑科举说”考辨

隋朝开始推行科举制度 ,从而打破了魏晋以来取士制度中的门阀垄断 ,世庶界限相对淡化了。但同时隋朝也规定了“工商之家 ,不得仕进”的禁令 ,对工商之家还是采取歧视性政策。而“唐制 ,取士之科 ,多由隋旧”,四民本末的界限仍然是严格的。唐代科举制度虽为寒士打开了仕进的大门 ,但这扇大门对工商之家来说是仍然紧闭着的。根据范传正披露的情况 ,李白无法提供足以证明他非工商之家的谱牒户籍等材料 ,以备户部集阅 ,而户部也不可能存有李白家族的原始档案材料是确凿无疑的。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恰恰使李白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和儒家经学的羁绊 ,从而走进充分发展个性自由的广阔空间。

唐代官修史书编纂中的“奖励”问题初探

唐代是官修史书制度初步确立的时代,官修史书主要包括官修前代"六史"及本朝国史两类。官修史书机构并无固定的属员配置,修史者多是临时措置而来的"兼职"官员。修史兼职人员多,工作耗时长、难度大是补偿性奖励官修史书编纂人员的重要原因。官修史书具体的奖励形式包括赐物、玺书褒美、封赐爵位、加散官、追赠、职秩变迁六大类。这些奖励具有前后期时代差异,既重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等特点。

凌烟阁肖像的荣耀、策略与运作

借助唐朝这项国家级的大型美术创作活动,拾掇零碎地散落在历史幽暗之处的凌烟阁历史碎片,重构凌烟阁肖像绘制史上曾经辉煌的历史画面,着重描述的是围绕凌烟阁发生的美术事件——凌烟阁功臣肖像绘制的美术事件史,以及唐朝政府的美术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