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庙堂设计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不同于庙堂典礼和庶民礼仪,是指在各府州县乡、都司卫所等地方的公共领域内公开举行的,由地方政府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地方公共典礼以仪式展演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于润物无声中指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明代的官方礼书、典制类史籍,以及大量官箴书中关于地方公共典礼的集中记载,展现了庙堂设计视角下公共典礼的形成及其内容。具体来讲主要包含3类:一类是官署公式,包括新官到任典礼、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敕典礼、进春鞭春仪、庆典朝贺仪与进表笺仪、日月食救护仪;一类是崇教化类礼仪,包括庙学释奠、释菜与行香礼,以及乡饮酒礼、乡射礼;一类是公共祀典,主要指各级各类坛庙祭祀。这些典礼仪式举行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地方公共事务为内容,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权力,推进了地方公共礼仪文化的形成。对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研究,是理解明代地方社会礼仪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

明代谪戍文臣对辽东地区的文化熏育及其辽东书写——以黄正色为例

明代有大批文臣以不同罪名谪戍辽东,并积极开展文化活动,包括授徒讲学,赋诗唱和等。通过考察其典型代表黄正色的授学活动和诗歌创作,可以看出明代谪戍文臣戍辽期间的文化活动意义重大,不仅以其渊博学识玉成了边徼之地的胥化弦歌,以其凛然风节熏育了辽东子弟的人格操守,更以其诗歌创作再现了谪戍文臣典型的情感心理,包括清苦与清闲、苦闷与欢愉、自惭与自安等,和明代辽东真实的风土民情,包括迥异江南的气候、别有风味的物产、别具特色的风俗、穷苦的边民与多事的边地等。

明清之际官员的行政处分机构及方式的转变和意义——以文官为中心

清代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行政处分制度,由吏、兵二部分别职掌对文、武官员的处分事宜。在明嘉靖朝以前,对犯罪官员的刑罚和处分都由法司议定,自嘉靖朝开始,对文官议处之权渐归吏部。清入关以后,参酌明朝制度,改变了以往由刑部问罪和拟定处分的惯例,确立了对犯罪文官由吏部议处分和刑部议刑罚的制度。清朝制度的转变,并不是对明制的完全照搬。明朝后期将议定处分和刑罚的机构分开,是针对同一案件吏部和法司的分工合作。清初定文官由吏部议处,是指文官犯轻罪只由吏部议处分,无须议刑罚,罪重者吏部议革后再送刑部议刑罚。清朝将议处作为刑罚之外的独立的惩罚体系由吏部职掌,与明朝原有的惩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清朝由此逐渐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处分体系和完善的处分法规,议定处分的程序也更加简洁高效。

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仕路探究——以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为例

海疆军籍进士是明代进士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倭患加剧,海疆防御至关重要,海疆军籍进士崛起,被委以重任。在众多海疆军籍进士中,福建高浦千户所郑陞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具有笃定志向、锲而不舍,不忘本籍、认同军籍,扎根基层,百经试炼,兢兢业业、无敢懈怠等品质,取得了突出的政绩,不断获得擢升。基于家谱等资料,能够看出明代海疆军籍进士的福建特色,如重视科举风水、忠贞不二、以《诗》传家、突出家族组织的教育性等,这些特色对台湾地区或南洋郑氏后裔产生深远影响。

激活历史密码 再现古都史脉--安徽凤阳“明中都”新传统建筑设计记思

在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城市迅猛发展大大促进了新城区的开发。如何在新城建设中延续文脉,塑造有历史底蕴的新建筑?一直是城市建设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本文以安徽凤阳明中都文化旅游中心、非遗展示中心、云霁社区活动中心三组新传统建筑设计实践为例,以三组新建筑的选址与明中都城之三座祭祀祠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契机,探索三者在明中都、清凤阳府、凤阳县的各时期城市形态变迁中的史脉变化,思考在此类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应如何溯城脉,塑造融合传统与当下的新城区建设格局;探索应如何理史脉,顺文脉,选择适宜建筑语言,再造融合史脉传承与场所精神的新传统建筑。凤阳县三组新传统建筑的设计实践,就是对激活历史密码,彰显历史城市史脉、城脉、文脉的一次尝试。

明清时期“陶厂”新考——兼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资料,本文先是对明清时期“陶厂”一词缘起及其含义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在前人有关明代御器厂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明清两代人所持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继而对每个阶段各方所持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细考述。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官方所持观点较为可信,其很有可能是以明永乐时期所诞生空间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官用瓷器生产建筑设施来作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变化的重要标志。

武当山遇真宫新发现的龙虎殿明代早期彩画考证及原状研究

建筑彩画为保护木构而设,常因损坏不断更新。因此,年代越久越难以留下。明代官式彩画在中国彩画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现存数量稀少。本文通过考察湖北武当遇真宫,在现场勘测的基础上,采取类型学方法研究,认为遇真宫龙虎殿彩画无论是大线构图、纹饰造型还是设色方式都具有明代早期特征,属于新发现的明代早期官式旋子彩画实例。同时通过与相似案例比对,辨认其纹饰造型,考证并探究其原貌特征,以这一新发现的珍贵案例,丰富现有明代官式彩画的研究。

晚明民窑青花瓷文人化的艺术社会学分析

晚明是民窑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民窑青花瓷深受文人造物思想的影响,呈现出文人化的发展趋势。民窑青花瓷的文人化发展不仅体现了当时文人的艺术思想,还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和道德理想,更可以透过民窑青花瓷这扇窗户,了解晚明的生活文化、物质文化、文化思潮以及社会发展状况。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

武当山遇真宫东宫遗址配殿复原设计研究

武当山古建筑群肇始于唐代,明代作为皇家道场而兴盛,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武当山遇真宫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敕建。遇真宫古建筑群内包含3个区域,分别为中宫、西宫、东宫区域。依据《武当山遇真宫遗址》中提供的考古遗址信息,选择东宫配殿遗址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明代大木作做法,参考同时期的其他明代官式建筑,对遇真宫东宫配殿遗址的信息要素进行尺度权衡推演和复原考量,为遇真宫东宫遗址复原成果提供可视化表达。

象纹在明清瓷器上的蕴意

在明清官窑瓷器中,以大象为题材的装饰风格常见,它既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风尚,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力量和独立精神的崇尚。大象被佛教视为圣物,具有至高的力量和智慧,形成了蕴意广泛的文化意象,这种文化意象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仪象的出现,展示至高无上的皇权,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特点。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款识的整理研究

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款识比较丰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本文通过收集的300片明代景德镇民窑瓷片款识实物标本,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对景德镇民窑款识进行了分类和解读,并探讨了其在明代繁荣发展的原因。

基于多元统计分析的明清官帽椅造型设计感知意象研究

为探究明清官帽椅感知意象与造型设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文献调研与K-means聚类分析法,对54份明清官帽椅样本的造型要素进行归类并筛选15份代表性样本;采用问卷调查与专家访谈法,确立6组感知意象词组;利用语义差异法和7阶量表问卷来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逐步回归法进行数据分析,提取出2个主成分并建立明清官帽椅设计特征给人的第一感官印象评价理论模型,并进一步验证模型具有很高的可靠性。最后采用阶层类比分析法,将受试者的感知意象映射出较为具体的设计要素,为新时期官帽椅的造型设计提供参考。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明代科技教材探析

明代前期科技教育滞后,科技教材在官学和私学中部分推行。明代中后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实学”思潮崛起和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与知识界觉醒者翻译、介绍西方的先进科技著作及知识文化,促进明代科技教育和科技教材水平提升,涌现出不同门类、丰富多样的科技教材。总结明代科技教材的特点,对我国当代科技教材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从赏赐琉球官生的服饰看明朝外交

官生在中国明朝与琉球国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以明朝赐官生的服饰为研究对象,依据明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实录》和明代黄佐所作的《南庸志》等史料,通过对明朝赏赐琉球官生、其他藩属国官生与本国监生服饰的时机、频率、种类、等级等内容的整理、分析,认为琉球官生在明朝享受优厚待遇,这不仅是明朝对琉球“怀柔远人”外交政策的展现,还是中国与琉球国历史上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