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Postal St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Mongolian postal stations,as crucial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in the ancient Mongol Empire and its subsequent dynasties such as the Yuan Dynasty,hold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This article,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job responsibilities,as well as the numbers of officials,soldiers,horses,and personnel salaries of the postal roads at five passes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stal stations in Inner Mongoli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从官府主导到官绅共治:清代江西书院文化权力格局的演变

江西自古文教兴盛,书院数量多、分布广、类型丰。清代江西官绅积极创办和修复各级书院,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他们通过监管书院事务、担任书院山长等方式参与书院的日常管理,并兴办地方助学组织。其背后的儒家正统观、行善福报观和宗族孝道观,包含官绅对声名利益的渴望和关照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清代江西书院经历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即由官府主导向官绅共治的演变,一方面反映争夺地方文教资源、文化权力对于官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映清代地方士绅力量的发展,并力图掌握书院等地方公共资源的现象。

明清之际官员的行政处分机构及方式的转变和意义——以文官为中心

清代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行政处分制度,由吏、兵二部分别职掌对文、武官员的处分事宜。在明嘉靖朝以前,对犯罪官员的刑罚和处分都由法司议定,自嘉靖朝开始,对文官议处之权渐归吏部。清入关以后,参酌明朝制度,改变了以往由刑部问罪和拟定处分的惯例,确立了对犯罪文官由吏部议处分和刑部议刑罚的制度。清朝制度的转变,并不是对明制的完全照搬。明朝后期将议定处分和刑罚的机构分开,是针对同一案件吏部和法司的分工合作。清初定文官由吏部议处,是指文官犯轻罪只由吏部议处分,无须议刑罚,罪重者吏部议革后再送刑部议刑罚。清朝将议处作为刑罚之外的独立的惩罚体系由吏部职掌,与明朝原有的惩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清朝由此逐渐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处分体系和完善的处分法规,议定处分的程序也更加简洁高效。

使命与认同: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诗作中的物我交融书写

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深受朝廷倚重,且多熟谙汉语诗文创作,故仕宦期间以诗作表达其恪尽职守、践履西域的强烈使命感。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西戍诗歌亦表现出对治边理政的强烈责任感,将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书写与立功边塞豪情相融合形成物我交融的书写,诗作亦得江山之助,将豪迈超拔之气与闲适静谧之情相结合,塑造出靖边安国、建设西陲与体察民情等善理边政的主人翁形象。清代西域满族官员作为朝廷之重臣而竭尽忠诚,在西戍诗歌中寄寓忠孝情怀下的建功西陲之志,诗风雄健激昂,彰显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深厚文化底蕴,循此亦可寻绎清代满汉文化融合在西域边地的重大成效。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福州通贤龚氏的科举成就与社会贡献

通贤龚氏是明清福州的名门望族,主要以科举、循吏、著述和藏书而闻名。明清两代,共繁衍二十代,在科举方面,从第四世开始发力,截至光绪九年(1883),有科举功名者多达91人。该家族在科举道路上的成长,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在政治业绩方面,出现清前期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祖孙四世写入清史循良传的盛况;在文化贡献方面,明朝中后期的状元龚用卿、清朝后期的进士龚易图是其佼佼者,尤其是龚易图所藏的十万卷图书,堪称近代闽中藏书之最,且成为今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古籍的主要来源。

控制、设计、统筹、中介--基于社会网络的《工程做法》大木作要素研究

清工部《工程做法》作为清代官式建筑范式源本,是解读木大作设计原法的根本。但由于传统分析方法难以理清其记载的各构件尺寸之间的庞杂关系,故本文首次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确定其卷一大木范式的节点与关系并以此构建出大木作尺寸关系网络,科学量化分析网络整体特征,以中心度指标分析各尺寸于关系网络中的联系与作用,探究出籍本暗含的尺寸灵活特性,总结并阐释其中具备控制、设计、统筹、中介属性的四类要素,并提出清代官式建筑大木作尺寸“变化”及尺寸间“权衡”的思考。以期挖掘清代官式建筑大木作设计原法,科学修正长期以来程式化与标准化的清代官式建筑认知,并为同类古代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创新思路,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传承表达贡献力量。

清代档案所见盛京刑部官员设置

盛京刑部是清廷于陪都盛京设置的重要理刑机构,是盛京陪都区域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主要掌管盛京区域涉及旗人的案件。职官由侍郎、司员及其他杂职官役组成,其中司员负责的是盛京刑部最核心的任务。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黑图档》等清代档案,梳理《清实录》《大清会典》等文献,考察盛京刑部职官的组成与各职官选任及执掌情况,揭示选任时关注司员的出身及经验的特点。

明清时期“陶厂”新考——兼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资料,本文先是对明清时期“陶厂”一词缘起及其含义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在前人有关明代御器厂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明清两代人所持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继而对每个阶段各方所持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细考述。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官方所持观点较为可信,其很有可能是以明永乐时期所诞生空间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官用瓷器生产建筑设施来作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变化的重要标志。

清后期笔帖式的发展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笔帖式是清代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官职。为保障旗人仕进之路的通畅宽裕,清统治者特意为八旗子弟开辟了笔帖式入仕这一选官路径,以提高旗人的入仕数量,确保旗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清后期,清政府官制改革,改笔帖式为录事,使得笔帖式的设置职掌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对清代的旗人入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官学视域下的明代选本批评——以《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为考察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明总集提要集中阐发了四库馆臣的明代选本批评观,其作为官修书目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代官方的学术立场和政治态度。在清代统治者“明以门户亡国”的历史反思之下,《总目》明总集提要指斥明人喜结社、倡流派、立门户的习气,并认为是流派纷争和门户之见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参与编修《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秉承上意,对涉及流派、门户、党争等敏感内容的明代选本采取了批评斥责、抽删改动、令行禁毁三种手段进行打压和肃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选本批评在清代官学评价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语。总之,《总目》明总集提要作为政治偏见在文学批评上的具象表征,反衬出清代官方学术研究与现实焦虑并行交织的矛盾所在。

清代书籍出版中的“官私互动”现象探析

清代官私书籍出版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而是存在“官私互动”的现象。官修书籍的商业出版与私修书籍的官方出版共同促进清代书籍出版事业的繁荣,影响着清代政治生活的发生、王朝体制的运行、知识系统的形成和传播,以及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清代官方有诸多基于政治目的而实行的对私修书籍出版的管控行为。“官私互动”的现象,展现了清代出版的复杂、多元与融合特性,同时也展现了王朝体制下书籍出版的政治性。

清代咸同汉学的探索与调整——《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比较研究

刘恭冕与戴望是晚清咸同时期重要的汉学家,《论语正义》《戴氏注论语》是其时代表性的汉学著述。以同治年间刘恭冕、戴望在金陵书局的交往为背景,比读二书,可知二人作为咸同典型的汉学家,皆秉持追求独立判断以求真义的精神,并对《论语》展开了浩大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是,刘恭冕与戴望在注解时却选择了不同的体例,结果使得《论语正义》的汉学考证色彩得以彰显,《戴氏注论语》的汉学考证色彩被遮没。这种差异性源自刘恭冕、戴望对《论语》注本的构想不同:刘恭冕在乾嘉为群经作新疏风潮下撰写《论语正义》,意欲大力发扬汉学训诂考据方法,提供集大成的《论语》义疏成果;戴望在咸同经世思潮推动下撰写《戴氏注论语》,意欲提供可以革除世敝、维护圣教的经济之学,因此有意调整支离的训诂考据以避免遮蔽义理体系。二书的异同离合,展现了戴望与汉学主流考证学复杂的关系,体现了咸同汉学的不同学术风貌,反映了经世思潮下汉学的发展与流变。

罪与罚:清朝废官军台效力赎罪研究

废官军台效力赎罪是清朝废官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针对“犯私罪之人”的惩治性举措。从将废官解送京师、发配军台,到废官服役于军台,直至捐赎与宽免,清朝都定有明章。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体现出清朝中央及地方各部门间的联动关系、职官问责制度对官员的监督与约束,而且也彰显出清帝对用人取舍之权的掌控,皇帝是所有环节的最终裁决者。虽然清帝煞费苦心地区别各类废官,并对各种捐赎情况进行了审慎的分类,以期不同性质的废官都能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和经济惩罚,但在封建王朝周期性政治危机的影响下,军台效力赎罪之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终在清末沦为一纸空文。

中国清代官式建筑翼角进行参数化精确建模的关键计算方法研究

中国清代官式建筑翼角构造特殊,每根翼角椽、翘飞椽因为冲出、起翘、扭、撇等原因导致造型各不相同,给制作放线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一难题,利用BIM参数化工具,针对翼角参数化建模的关键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分析,采用计算机参数驱动影响古建筑的角数、步架、举高、椽平出、斗栱出踩、圆椽椽直径、数量等主要参数以及一些次要参数来驱动形成清代官式建筑翼角造型,为设计和加工提供便利。

巴里坤县团结东路清代墓地发掘简报

2019年8—9月,为配合巴里坤县群众文化中心项目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团结东路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清代墓葬45座,出土纺织品、木器、银器、铜器、玉器等各类器物150余件(组)。其中M12墓主身着补服、蟒袍、衔水晶顶子的官帽,疑为五品官员,在新疆地区较为少见。这批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清代随葬习俗、清代官员服饰制度及清朝政府对巴里坤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清至民国时期陕西省地震的官方应对研究

地震作为一种破坏性极强的自然灾害,因其不同于水旱灾害,且具有较强的突发性,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地震来临之际,社会的救助与应对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宏观指导,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主要执行机构,在灾后救助与应对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与任务,其有效应对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命安全与社会稳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省震害不断,政府为应对震灾,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应对体系,分别从报灾救助、修缮养恤、拨赈劝捐、蠲徭免赋和建仓平籴五个层面进行应对,这些措施对陕西省地震的预防与赈灾产生了积极作用。

清代武官补子中的虎形纹饰演变与文化意蕴

清代武官补子中虎形纹饰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与文化意蕴。基于图像研究和文献资料分析,溯源辨析虎纹补子的概念及应用范围,从虎纹造型表现、题材组合分析其纹饰特征,并结合清朝文化背景探究其文化意蕴。研究认为,随着清代历史脉络的演进,武官补子中的虎纹呈现出造型锐气渐消、题材形式固化的纹饰演变特征,表现出文化多元融合、审美传承发展的艺术特点,反映了皇帝对武官忠义勇猛的职责期盼,以及人们对国泰民安的祈愿。

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