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的命运抉择与身份困境--以“贰臣”彭而述为例

彭而述是明清易代之际中州士大夫中“贰臣”的典型代表,也是清初被低估了的文学家。在王朝鼎革之际,身为旧朝低级官员的他在目睹家乡遭受农民起义军的战火荼毒后,将清军视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义师。明亡后,彭而述最终选择出仕新朝,并为清廷统一全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南明小朝廷的失望与建功立业的入世思想是其出仕的主要原因。出仕新朝后,彭而述在作品中虽未流露出明显的故国之思与忏悔之恨,但身份困境的难题仍如梦魇一般时常萦绕在他心头。

武当山遇真宫东宫遗址配殿复原设计研究

武当山古建筑群肇始于唐代,明代作为皇家道场而兴盛,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武当山遇真宫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敕建。遇真宫古建筑群内包含3个区域,分别为中宫、西宫、东宫区域。依据《武当山遇真宫遗址》中提供的考古遗址信息,选择东宫配殿遗址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明代大木作做法,参考同时期的其他明代官式建筑,对遇真宫东宫配殿遗址的信息要素进行尺度权衡推演和复原考量,为遇真宫东宫遗址复原成果提供可视化表达。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

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形成一个群体,明中后期的清官循吏数量锐减,成为偶发的个体。但就名气而言,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却明显不如中后期的清官循吏。这主要是因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

四川明早、中期(洪武-弘治年间)木构斗栱营造中的官方影响

四川地区明代木构建筑斗栱营造在延续前朝做法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改变,其中官方主导思想和营造技术对其影响是比较显著的。选取四川地区46座后期干扰相对较小、原构特征较为清晰且纪年相对可靠的明早、中期木构建筑遗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发现其木构技术与官方营造技术的联系,并重点分析这些关联背后的官方影响,提示了官式技术特征在四川地区传播的部分特点、规律和成因。

清末民初着“洋装”的徽州宅第

清末民初,由于受到西方经典建筑风格影响,徽派建筑打上"洋风"烙印。本文根据典型案例,结合相关文献和图片,从建筑立面效果、装饰元素及装饰材料等方面新旧嬗变,初步探讨了地域建筑文化传承与变迁的基本态势。

闽中诗派与明代前期诗风的演变

以林鸿、高木秉为首的闽中诗派活动于元末明初 ,他对明代前期尊唐诗风的演变起有重要作用。他在理学诗、“台阁体”诗风行时 ,使尊唐诗风得以保持和延续 ,又对弘。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工部厂库须知》浅析——兼及明代建筑工官制度勾沉

何士晋主编的《工部厂库须知》是明代中叶颁行的一部建筑官书,保存了很多富有价值的明代建筑史料,尤其侧重于记载工官机构运行的典章制度,可与《明会典》互为补充,为明代建筑史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线索。对该书的概貌、各司职掌,尤其是其中呈现的明代建筑工官体系进行了整理,指出依据书中资料可以对建筑史上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作出匡正。

“台阁体”非“七子”复古对立考论

众多学者在论著中把"前七子"的复古作为"台阁体"文学的对立面来看待,把"台阁体"文学的最早代表认定为杨士奇。然而,对明代学者关于"台阁体"文学的主要观点进行一个系统考察后我们发现,明代"台阁体"文学应该起源于宋濂,明代的文学复古也源于明初宋濂等人的"台阁体"文学,只是到何、李时期达到高潮。"台阁体"文学不应作为"前七子"复古的对立,而应看成明代复古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合理理解"台阁体"文学以及明代复古运动的历史,我们必须立足于文献,澄清和修正目前学界对于"台阁体"与"前七子"关系认识上的部分偏误,并对"台阁体"进行一些翻案。

中国营造学社测绘明清官式建筑溯往

明清官式建筑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察找寻早期建筑的同时,仍然持续进行明清官式建筑测绘与研究。本文以这一学术活动及相关成果为线索,分析其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与技术路线,阐明测绘在明清建筑研究与保护领域发挥的作用,以期深化对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理路的认识,汲取宝贵经验,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明代的公文风格理论

公文风格的形成取决于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客观因素包括公文的文体、公文所处的时代,主观因素则为作者个人的特征。公文的风格可分为公文的文体风格、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三个类别。明人对公文风格的研究,除了探讨风格与文体的对应关系外,还关注公文风格中呈现的时代因素与个人特征。

清初学者刘献廷的游历与交友

在清初经世致用学风中有不少学者是逃避功名的遗民及其子弟,他们性情大多特立独行、不入流俗,交游大多以性情中人为同类,人生境遇大多坎坷,所学无用武之地。京籍的刘献廷便是这一风气的代表人物。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反基督教思想异同辨析

无论在明末清初还是在教案风起云涌的近代 ,士大夫一直是倡导反基督教思想、制造反教言论的主力军。总体说来 ,明末清初士大夫与近代士大夫的反基督教思想 ,其深层内容并无二致 ,二者都以儒家的世界观表现出种族反教、邪说反教、纲伦反教和经验反教的特征。但在列强肆虐的近代中国 ,随着教会权威的形成和官、绅、民反教共识的达成 ,近代士大夫的反教思想又呈现出别异于明末清初士大夫的特质。

“威权时代”的宋风诉说--明初北京故宫前朝中路的布局研究

明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权更替,一度激发了整个社会“弃元扬宋”的民族情绪与复古之风,而当时急剧内敛的政治制度又放大了皇权,禁锢了空间活力。随着匠艺存古、元风未染的吴地匠人大批参建北京“故宫”,复兴的宋风、乍起的威权与北上的吴匠在这一转捩时代的巅峰建筑群落中饱满碰撞,溅射出特殊的空间布局样貌,仿佛流风回雪之际的刹那端凝,“祛魅”与“返魅”并存,再难重现。明初北京故宫实以前朝中路三大殿廊院为核心,虽经后世反复重建,并因物力、消防的限制和观念、匠艺的流变导致种种“蜕化”,仍不难自现状回溯其初建布局中源自宋风和吴匠的连贯性、行走性和音律感,以及来自新朝的“纵大于横”“巨构突兀”“重音”重叠等“权力意志”的悄然表述和种种可能。

从“功臣”与“社稷臣”之辩透视汉初官风之变

西汉初年官僚群体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从高惠高后时期的"功臣"观念向文景时期"社稷臣"的转变,为政之风也从清净疏阔逐渐变为醇谨守职,开始注意官僚群体的行政能力和对皇权的恭顺。这种变化为武帝时期"制度宪章,焕然可述"的鼎盛之世奠定了基础。

北京近代“洋风”建筑

“洋风”指移植到北京的西方古代建筑样式,属于折衷主义,是北京近代建筑四种主要样式之一,主要为外国人所创作。北京近代“洋风”建筑以东交民巷使馆区建筑为滥觞,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北京建筑中的主流。

明初期(洪武 建文)官窑青花山水元素的艺术特征

以明初(洪武、建文)时期景德镇青花山水元素的产生原因,笔墨特征为研究线索,结合图片资料,分析了这一时期青花山水元素的艺术特证,对明代青花山水纹饰艺术特征演变规律的全面研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也为现代陶瓷山水画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

明代公文的风格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 ,即多样期 (洪武至永乐 )、分化期 (洪熙至天顺 )、集中期 (成化至嘉靖 )和异化期 (隆庆至崇祯 )。公文的制义化、缺乏巧妙的进言策略以及屡禁不止的繁冗现象等 ,则代表了明代公文区别于其他时期公文的主要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