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客籍”“主籍”百年争斗下的王权建设

战国以降,秦遭遇发展困局,寻求变制之计。借由秦孝公“尊官分土”的政治诚意,秦国顺利展开东方引智计划,援济国家建设。“客籍”与“主籍”两大势力集团推动秦国耕战事业不断取得进展,但秦国王权建设接连出现援济与掣制之轮转局面,秦国传统权力格局因之发生深刻变革。秦昭襄、庄襄两代秦王,属于“质子就国”,不得不依赖“客籍”势力巩固自身统治。“两籍”斗争由此加剧,遂引发秦国政坛盲目的排外风潮。秦王政即位后,采用“灭吕、抑王、扶蒙、联李”方针化解统治危机。其背后实则隐伏着王权建设意图摆脱“两籍”军政精英掣肘、走向集权这一深刻的历史线索。

教育史域下的两宋庙学活动考

庙学即文庙与学校的结合体,自两汉肇端、唐朝定制,至宋在“重文”政策引领下获得快速发展。通过文献梳理与考证,发现宋初因庙设学,北宋中后期庙、学并立,甚至部分书院“庙学”化,使得庙与学形成一个教化命运共同体,学因庙而得以拓展教学空间,庙因学而得以教化大众,可说是集政统、治统、道统与教统于一体,对元明清庙学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游移于官绅之间:清廷团练办理模式的演变(1799-1861)

自1799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事而首次大规模推行团练至1861年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中撤回"督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与在籍绅士谁来掌握办团主导权的问题上,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模式在官绅之间游移的背后,是清廷为实现"官绅联为一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团练功效而不断调适官绅关系的努力。而其最终放弃在籍绅士办团,而将团练改归官办,乃源于始终无法解决双方在办团过程中产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构成严重妨害的"事权"之争。准确把握嘉道咸同年间历次统治危机时期清廷采用的办团模式及其决策背景,当有助于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国家的社会动员策略与地方权力结构互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