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镜像的拆解与迷局——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研究述评

世纪之交,学界对官场小说研究的论题相对集中于官场小说含义、繁荣原因、艺术成就、创作缺陷以及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等5个方面,并在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研究的规模和质量都与此一时期官场小说的实际影响和成就不甚相称,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改革文学与现实主义题材的深化与重构——以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为例证的思考

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的周梅森,创作了两部堪称其代表作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两部长篇小说均是在反映现实生活与社会生活里兼具“疼痛”与“光芒”的那些现实问题层面,显示出作家与作品在现实主义题材深化方面的能力与造诣。对早期改革小说“情感路线”“官场小说化”“寻根路线”三个方面皆有继承更有创新与发展,显示出改革文学的深化与重构的意义维度。在叙事探索与人物塑造新变方面,也成绩斐然,多条线索齐头并进的繁复的“块茎状”叙事结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小人物塑造得皆立体生动、栩栩如生,体现出现实主义题材与宏大叙事新的生长点以及重构深化的意义维度。

现代性焦虑与日常生活批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审美立场与艺术价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巨大的官场日常生活世界。通过回到官场生活世界和人的本身,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在意义和价值层面展开了对官场人物的灵魂探寻和生命叩问。在其对官场充满生活气息的叙述中,凸显着的是一个有着责任和担当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思维空间和审美立场,以及在现代性焦虑中发出的对官场现实的质问和对官场文化的质询。王跃文官场小说独特的艺术创造,开辟的是当代官场小说精神重建的努力方向。

官场人性勘探者的勘探——王跃文官场小说研究述评

王跃文致力于官场人性的勘探与表现,其创作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研究者围绕着题材选择、主题构成、人物形象、叙事方式、创作特色以及创作缺失等方面对其创作进行了深入探究。同时,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甚至空白,诸如对其创作观念、创作心理的研究以及比较研究不足,研究的同质化倾向严重等等,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论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

欲望越出物质需要层面成为消费社会的核心逻辑,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遭到异化,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创作日益演化为权欲能指的反复叙事。这一现象是欲望叙事越来越背离自由伦理并日益转向消费伦理的表征。

当代中国式男女生存困境的深刻揭示——论阎真《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的创作思维

阎真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犹如作者的"姊妹篇",在创作思维和主旨表达上具有同一性,成为直面特定历史时期生存困境的典范之作。两部小说均以写实主义笔法,将世俗生活的本原状态逼真地呈现出来,整体性地指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困局和精神困境。小说熔铸了阎真对时代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切体验和深沉思索,文本的内部潜藏着其对现实深情关切的思想肌质。

论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审美形态

世纪之交,官场小说大放异彩。但是同一名目下的文学命名,难以对官场小说形成统一、清晰的审美概括和价值估衡。因此,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官场小说进行分门别类的概括,归纳成某种类型的官场小说审美形态已经显得非常必要。通过辨别、分析,我们归纳了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七种基本形态,并对每种形态的官场小说进行了"症候式分析",在有针对性的考察中,给各类型官场小说的审美属性予以了准确的定位。

20世纪90年代官场小说三题

官场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是个不可回避的文学现象。但应该看到,在作家的创作中存在着许多悖论性心灵情结,我们从权力批判与欣赏把玩的悖论、思考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与清官意识的悖论、传统文人爱情观在当代文学中的潜性书写三个方面进行剖析可以得到很多的文化上的启示。

试论当代官场小说的渊源及流变

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小说题材类型,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晚清谴责小说的出现意味着真正意义的官场小说的诞生,20世纪30~40年代国统区的政治讽刺小说和讽刺喜剧有力地推动了官场小说创作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场小说的创作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产生了"主旋律派"和"官场写实派"两大流派,标志着官场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时期的来临。

一把值得关注的“手杖”——刘凤起小说《手杖》简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风行一时,进入新世纪仍然热度不减,聊城作家刘凤起出版于2009年的长篇小说《手杖》值得关注。该作品在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传达出作者对官场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在具备同类题材作品共性的同时,因其特定的生活体验、地域文化和创作技法呈现出自身的思想特色和艺术个性。

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的发生学考察

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进程及其负面状态的官场文化、官场规则和官场腐败,官场小说创作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政治意义的时代文学选择。但学界对官场小说关注不够,研究仅停留于静态、单调、个别、孤立的评说上。世纪之交出现的官场小说创作,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创作潮流中已现端倪,后又在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中集聚了力量,并最终在世纪之交生成多种创作类型。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语境和生存环境中考察官场小说的生成逻辑,能够发现官场小说创作是存有缺失和误区的,应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论新世纪湖南官场小说创作

新世纪,湖南官场小说创作蔚然成风。论文从创作概况、创作传统、创作选择、人物谱系、创作视角和创作评述六个方面对新世纪湖南官场小说的创作进行了检视。既客观评价了新世纪湖南官场小说的创作成就,同时也认为其仍有大的提升空间。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创作的“人民性”取向

王跃文的"人民性"身份叙事深深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情感姿态、题材选择和价值认同,并进而在其创作中融合成更加鲜明的人民性品格。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是在忠于生活的基础上对生活的艺术重构。他基本排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遵从生活的逻辑进行写作。其作品摒弃了那种"革命文学"和"反腐小说"常见的阶级性表述话语和仪式性场面。王跃文将目光对准官场中的小人物,开辟并拓宽了"底层叙事"的场域,赋予人民性文学以更加宽广的包含度。

论杨少衡“党校”小说系列:兼及近期官场小说的限度与可能

党校系列塑造"铁三角"官员形象,未跳脱圈子文化;而干部的带病提拔,集中了情感与制度、才能与道德、用人标准的较量,未突破官场小说发展限度。《无处逃遁》释放新可能,以官员"抑郁症"为隐喻,提供新视域,超越个人经验返观官员生活,批判官场生态,呈现最生动、真实、鲜活的中国式官员经验,贡献新的开掘疆域与审美向度,是对官场文学的丰富。

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热潮的历史文化缘由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官场小说”的热潮。从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考察,“官场小说”可以说是百年文学中官场叙事传统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的延续和发展。一方面,权力异化而导致的官场腐败与自由宽松的话语氛围为它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官场小说”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对自身角色的确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批判与建构的积极参与。

“心事浩茫连广宇”——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感伤情调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萦绕着一种感伤情调。王跃文对官场中人怀着一种悲悯,对他们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为他们吟唱了一曲官场悲歌。其官场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阴柔之美"。正是这种感伤性情调,使王跃文官场小说从对官场生活的体验性内涵提升到了价值性话语的表达高度。

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独特意蕴

王跃文系列官场小说以对官场道德沦落的尖锐批判、对官场人物心态的细微刻画、对官场文化价值的深刻剖析,使作品具备独特深厚的意蕴和鲜明的现实意义。

呼唤和谐:新官场小说的审美旨归

2 0世纪末涌现出来的新官场小说 ,其审美宗旨是呼唤和谐。作品对当下现实关系中的人与环境、人与人以及人性自身内部关系的失调状态作了客观的反映与准确的解析 ,并通过揭示人的失败、人的孤独、人的矛盾来加以明确的审美判断 。

新时期官场小说创作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时期官场小说创作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但其创作方面存在诸多误区。通过消除文学期待与社会期待的严重悖论,提升其审美价值,超越情节模式的单一化、人物的简单化和概念化,重振官场小说,从而真正产生能够震撼整个民族心灵的大作。

在场·典型·人本——王跃文、阎真、肖仁福官场小说论

在当代官场小说中,湖南王跃文、阎真、肖仁福三位作家的官场小说颇具个性。他们的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原则,不放弃典型化方法,注重环境和人物的刻画,其作品具有批判意义和可读性;但其视点各不相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