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及其重要贡献探析

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是党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起草者,是党的历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领导和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中,胡乔木坚持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运用群众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党的奋斗历程。胡乔木坚持党史研究的政治使命担当,从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资政育人的任务出发阐述党的历史经验。胡乔木努力担当党史研究人才培养职责,在推进党史建设中,既注重党史研究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又关注党史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认真总结胡乔木为中共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和积累的经验,对于加速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一级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胡乔木晚年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理性思考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晚年胡乔木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他既看到了二者的对立性,又论述了它们的共容性;既主张学习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东西,又强调对其腐朽落后的思想坚决摈弃。他的思考在当时既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内容。

胡乔木晚年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思考

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晚年胡乔木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地位、民主的内涵、民主的实现形式、正确处理民主问题的几个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这些见解丰富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

建国前夕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的领导

胡乔木是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和历史编纂领域的重要领导人,被邓小平誉为"党内第一支笔"。1948年5月底,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时,兼任《人民日报》社长。胡乔木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担负领导职责,对《人民日报》的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胡乔木与《解放日报》

胡乔木与解放日报的渊源,从1941年3月为解放日报撰写第一篇社论,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解放日报停刊为止。在这期间,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阐述中共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和策略,评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的变化,在延安整风中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并担任党报委员会委员,将《解放日报》改版成为了"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胡乔木与两个历史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历史决议,在百年党史上第一次以党的重要文献形式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和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论述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和展现了自我革命的正确方法。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科学总结,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任务。胡乔木是第一个历史决议的重要参与起草者,并协助毛泽东对决议中多个历史问题作了重大修改。胡乔木又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参与制定者,是这个决议的总撰稿人和文字定稿人。在邓小平的主持和决断下,对影响党的历史进程的重大问题和难题作了正确说明和理论辨析。两个历史决议在解决党的历史问题、统一全党思想方面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

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

胡乔木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毛泽东有近距离的观察。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表现,探讨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并就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同时,胡乔木也强调,要正确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要从大局着眼,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做出评价。胡乔木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和反思是全面而又深入的,显示出锐利的思想锋芒,对于正确开展晚年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严肃的文学与完成的自我——由三篇集外文略谈冯至“关怀的诗学”

围绕冯至致胡乔木的信、《抚今追昔》和《一条紊乱的感想》这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集外文,从冯至对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严正态度及体现的严肃文学观念入手,经由他对于“五四”精神和新文学传统的理解,追溯到他最早的时政杂感所展现的时代精神的一个面向,试图通过它们共同勾连起冯至对于“五四”精神以及新文学传统的理解与阐释,从而把握和理解其“关怀的诗学”的内涵与价值。

新中国成立初期胡乔木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

新中国成立之初,胡乔木集中阐释毛泽东思想的代表性作品,就是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个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主要包括:梳理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源流关系与发展脉络;诠释了毛泽东思想建构的理论因子;突出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整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胡乔木阐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有两个维度:从党史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凸显了毛泽东个人的卓越性贡献。

晚年胡乔木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贡献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年已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三十多年来,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晚年胡乔木作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在对三大经济理论的拨乱反正、在倡导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对党政关系的新论述、在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等方面,竭忠尽智,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做出了贡献。

胡乔木晚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

"文革"结束后,已步入晚年的胡乔木以其理论勇气和缜密思考,对如何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正确阐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新时期出现的复杂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精辟的阐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启迪,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文艺与政治——胡乔木晚年的理论检视与反思

胡乔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晚年敢于批评那些"死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公式"的教条主义,突破文艺与政治的一些理论禁区,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等困扰文艺界几十年的神圣法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诸如提出了文艺与政治性质、任务、社会作用和作用方式不同,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党对文艺要在艺术所允许的范围里按艺术规律发挥作用,文艺批评不能片面强调政治性等观点,为促进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胡乔木与“反冒进”

1956年的"反冒进"和后来的批评"反冒进",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又一次党内高层分歧。最后的结果是以毛泽东的权力和权威迫使"反冒进"的正确观点统一于毛泽东鼓励"冒进"的错误主张。身为中央秘书班子重要成员的胡乔木,随着党的核心层的变化也经历了由支持"反冒进"转向批判"反冒进"的过程。研究这个变化过程,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胡乔木,也为我们研究20世纪50年代党的宣传工作的得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胡乔木晚年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新思考

胡乔木晚年 ,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 ,不断地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提出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这不仅在“文革”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人们从过去盛行的“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起了重要作用 ,而且今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

胡乔木研究综述

归纳阐述了学界对胡乔木所作的研究:胡乔木的新闻理论研究,胡乔木的文艺理论研究,胡乔木的党史理论研究,胡乔木与毛泽东关系的研究,胡乔木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胡乔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胡乔木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

胡乔木的治学之道及其对学习型领导干部的启示

胡乔木勤奋善学的品质、不懈求索的精神、深厚扎实的理论学养、治学为民的理论情怀构成了他治学的鲜明风格。领导干部在建设学习型政党中起着核心、带头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勤奋、不懈学习,向书本、实践、群众学习,牢记学习宗旨、把握学习原则、检验学习效果是胡乔木治学之道对学习型领导干部的重要启示。

读顾骧《晚年周扬》断想

《晚年周扬》一书的作者以舆论代言人的身份,将八十年代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演绎成单纯的“极左”和“反极左”的斗争,不符合历史的原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从总体上来说,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胡乔木和周扬都是有重大贡献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也都走过了曲折的人生道路。《晚年周扬》对他们的描述有失真之处。

胡乔木与“八大”党章的修改及党章报告的起草

1956年9月26日党的八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党在执政后面临的一系列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都在"八大"党章中得到充分体现和贯彻。修改党章的工作是从1955年9月开始的。作为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胡乔木全程承担了修改党章和起草党章报告的任务,先后多次出席中央会议。按照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指示,会议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意见,对党章进行了多次修改。

多重视角下的复杂“文本”——论《读书》中的周扬

《读书》杂志,在当下人文知识分子群中有着重要影响。发表于《读书》杂志不同时期的《摇荡的秋千》(李辉)、《周扬的目光》(王蒙)等一系列文章构成一个独特的周扬研究历史。《读书》中的周扬不是一个理论家的周扬,而是作为一个人的周扬,一个政治化的知识分子,一个不能脱离知识分子的许多特质,而又陷入了政治漩涡的文人。周扬的"悲剧",周扬的性格,与胡乔木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读书》中,他们两个常常并提,互证着对方。晚年的周扬,以一个忏悔的形象;但他的忏悔,也遭遇到了非议。作者们写周扬,同时也是在写自己,如王蒙与李辉,便在写周扬中显出各自不同。

胡乔木晚年对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思考

胡乔木晚年对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实现党对文学艺术工作正确科学的领导有过深入、系统地思考。他认为,新时期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对其发展方向的领导,要高高举起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理清文艺与政治、文学的党性和文学的倾向性以及党的领导与文艺事业的关系,认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上,体现在服务和引导文艺界进行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