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养老:需求、意愿及其区域比较——基于6省68村1942个农户的调查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模式必须遵从农民的需求和意愿,达到以农民满意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公共服务均等化。本文以6省194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托,认为农民基本养老需求呈现"一强多样"的局面,社会化的养老方式越来越为农民所接受。年长者比较认可子女养老和社会养老,但不同地区的农民养老选择差异大,西部农民更认可社会养老方式;养老给农民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因此,政府必须履行农村养老公共服务的责任,并针对东、中、西部的特点开展农村养老制度的创新设计。在培养和完善农民公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养老文化,逐渐构建一个多元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移动计算环境下的个人化服务发布和组装

随着移动计算技术的发展,移动设备用户可以服务的方式共享移动设备及其周围设备的计算能力和计算资源.然而,移动设备的私有性、资源受限性以及移动性等特征使得这种基于移动设备提供的个人化服务在发布和组装方面存在着一些特殊问题,例如用户隐私、移动设备资源消耗、网络环境变化引起的失效问题等.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提出一种移动计算环境下的个人化服务发布和组装方法.该方法在个人化服务发布过程中引入了服务意愿的概念,并在服务选择过程中综合考虑了服务意愿和服务效用.此外,还提出了资源感知的心跳机制来定期更新服务选择所依赖的设备及服务状态信息,从而解决由于网络环境变化等引起的服务失效问题.基于该方法,提出了一个基于JADE和OSGi的实现框架.通过一个案例分析,验证了所提出的实现框架的有效性以及在移动计算环境下考虑服务意愿的合理性.

国家——社会关系视阈下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基于北京、福建定量数据的比较研究

研究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对增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助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基于治理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本项研究运用北京、福建农村地区的定量数据,对不同地区人们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北京与福建农村地区人们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水平不同。虽然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对人们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两个地区人们参与意愿的具体影响因素存在异同:制度因素是两个地区人们参与意愿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但经济因素只对北京地区人们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而宗族网络等社会因素则在福建农村地区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制度合法性机制和公共物品供给--基于北京市村庄调查数据的分析

以往的制度视角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证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之间的关联,而鲜有研究关注制度促进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具体机制。本研究基于北京村庄问卷调查,试图探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具体合法性机制和人们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借鉴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合法性理论,通过定量数据分析,本文论证了“一事一议”制度、村居时长以及财务公开、邻居信任等分别为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提供了规制、规范以及文化-认知合法性支撑,共同提高了人们的参与意愿水平。

制度认知及其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实证研究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认知会通过影响个体行动显著影响一项制度的实施效果。制度的认知框架将帮助个体理解现实,并有助于其开展饱含意义的行动。借鉴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合法性理论,本研究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400份农户问卷的定量分析,论证了制度认知对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意愿的显著影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所带来的合法性可以提升人们的参与意愿;而由于挤出效应,项目制度认知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参与意愿。由此,不同的制度认知导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实施的效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