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配套机制的行政应诉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首批15个行政应诉典型案例,为观察法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实效提供了重要样本。行政应诉通过承载空间和信息基础的供给,在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过程中扮演了沟通平台角色。行政应诉庭审旁听普法功能和理性对话互信功能的释放,能够发挥预防行政争议产生的溢出效应。人民法院在坚守依法审判底线思维和以人民为中心行政审判观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促成行政自我拓展应诉案件范围和行政应诉自我纠错结案进行正向激励,并针对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出庭应诉和聚焦实质化解发声义务进行反向问责,进一步激活中国特色行政应诉制度的治理效能。

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视角

中国近年来建立起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其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下的商事调解制度相比,在调解类型与调解独立性方面尚有很大进步空间。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对中国建立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国际商事法庭运作机制及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依据多边主义、私法自治、区别对待原则的指引,加快商事调解法的制定,建立对调解人的约束制度,充分发挥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国际、国内商事纠纷暂时可适用“双轨制”调解模式,循序渐进地推动商事调解独立性改革,从而促使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平台下的商事调解制度与现代国际商事调解制度接轨,为中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刑事和解制度问题反思与对策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在正式确立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试点。但由于相关概念厘定不清、超范围适用、考评机制限制办案干警积极性、和解方式单一等原因,造成试点前后实施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文章通过构建刑事和解"e平台",提出刑事和解在线解决新途径,从而实现情、法、理的有机结合。

“通知-删除”规则中有效通知的判定--以朗科公司诉阿里巴巴公司和友拓公司案为例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通知-删除”规则被大量运用。“通知-删除”规则是一项重要的互联网治理措施,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电商平台及其网络用户都有重要利益影响。有效通知是启动“通知-删除”规则的“钥匙”。判定电商平台是否采取了必要措施、是否存在过错,都是以通知为基础。规制权利人发送有效通知及电商平台审核去主观化,可以稳定网络交易秩序,维护专利权侵权案件中三大主体的利益,更好地发挥“通知-删除”规则的功能。本文以朗科公司诉阿里巴巴公司和友拓公司案为例,结合涉案法院的通知认定,依据现有理论对有效通知的效力性质、法律要件及纠纷解决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通知-删除”规则的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