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现实风险和实施路径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数字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积极加入CPTPP、DEPA的趋势要求,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为导向,厘清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瓶颈和基于RTA规则的差距,从金融服务业务、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领域分析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和现实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的长中短期目标、实施路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文章的研究为中国克服金融开放瓶颈,推进“金融深化”,建设金融强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开放型金融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贡献。

对外开放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市场分割的视角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成为我国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在分析对外开放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选取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对外开放对我国市场分割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对外开放能显著降低本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具有正向的空间外溢效应;理论机制检验进一步发现,对外开放通过国企股份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三条路径打破市场分割局面,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生积极效应。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进路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目前我国已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系统中的结构性矛盾、层次性矛盾、派生性矛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是整体性、协同性和渐进性相统一的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但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改革设计拟合欠佳、改革布局协同弱化、改革环节衔接梗阻等难点问题,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推进。破解上述难点问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改革顶层设计的总体擘画,坚持新发展理念增进改革布局间的协同耦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促进改革有机衔接,坚持守正创新在关键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开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

以制度型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政策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介绍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提出的历史逻辑,然后分析了当前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表现和中国的实践成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吸引和聚集全球高端生产资源、畅通和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参与并引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等途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对如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的构建及对策建议研究——基于国家异质性视角

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金融合作是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有效途径和务实之举。中国与老缅越柬国家异质性明显,金融合作历史悠久、成效显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金融合作模式,具有研究的典型性。以金融合作事件为基础,通过构建金融合作指数测度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水平。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的影响区域金融合作的经济金融因素外,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政治互信程度、文化相近性及地理距离等非经济因素对异质性较大的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有根本作用。该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提供决策参考,也为中国与其他异质性大的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服务业开放、数字化赋能与国际循环质量提升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数字赋能,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开放已历经45年,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特征依旧明显。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主体等层面,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进行数字化赋能,现阶段仍存在政策性壁垒较高等问题。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继续逐步降低服务要素流动的政策性成本,能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等方面,提升我国的国际循环质量。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能够以独立或者与服务业开放互动的形式促进我国国际循环质量的提升。

我国资本市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实践路径与未来展望

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已经进入全面市场化改革及服务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整体取得了成效。但由于改革还在持续深入,制度未健全、机制待完善、结构欠合理等现实问题,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还面临诸多挑战。新时代新征程,资本市场应从扶持企业创新、融入全球市场、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四个方面帮助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发挥整合资源、引领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保障经济高效平稳运行的重要作用。

我国资本市场开放能否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深入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如何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对于培育创新型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以识别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开放通过优化投资者结构,降低企业风险承担,促使劳动力技能升级,最终助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融资约束较高、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竞争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内部治理效率和外部监督水平较高的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助推效应更为凸显。“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对标的企业周边非上市企业的自主创新及当地的创新创业活动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研究不仅为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型发展提供新经验证据,也为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十年实践审思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极大地拓宽了包括教育在内的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化框架、打造了较为完善的教育对外开放人才库、深化了教育对外开放的人文交流机制、扩大了中国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应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逻辑,遵循以“文明、历史与世界”为主线的实践逻辑,通过优化共建“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新机制、拓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教育发展新空间、精准服务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拓展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广度与深度,开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第二个十年。

制度型开放促进出口“提质增效”了吗?

为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作为中国开放的重大战略调整和转型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之中。出口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型开放对于出口提质增效而言,不仅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两个直接作用机制而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会通过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这一间接作用机制而产生促进作用。在创新性地提出并测度地区层面的制度型开放指数基础上,文章利用2013—2021年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此外,实证还分析发现,制度型开放对出口提质增效的促进作用,还会因企业是否地处沿海地区以及是否地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从促进出口提质增效的实践需求层面为新阶段转向制度型开放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而且对于如何进一步发挥制度型开放在建设贸易强国中的作用也有重要政策含义。

数字经济助推贸易强国建设:逻辑、困境与破解之道

数字经济具有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的特征,有助于赋予贸易强国建设新动能和新优势。从微观层面看,数字经济以新产品赋能贸易规模、外贸结构;从中观层面看,数字经济以新模式推动产业升级;从宏观层面看,数字经济给国家提供新平台促进外贸提质增效。但是,在赋能发展过程中,在数字化基础设施配备、产品贸易结构、数字核心技术研发、数字治理失灵、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为此,中国应完善数字基础保障建设、拓展数字中间品贸易、加快突破核心数字技术、健全数字贸易治理监管体系、深化数字贸易规则衔接及国际合作,从而以数字经济助推贸易强国建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政策构想

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运行中具有重要枢纽功能,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实体经济、建设金融强国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推进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活跃资本市场,要紧紧围绕深化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引导长期资金入市和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展开。

从“法制”到“法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推进路径

家庭教育政策是规范与支持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是推进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经历了以边缘性探索为中心的萌芽发展阶段、以系统性规划为抓手的改革发展阶段和以体系化建设为重点的深入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其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实施过程保障及话语规则均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家庭教育法治化是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家庭教育从“法制”走向“法治”,可采取以下推进路径:形成强化基础建设、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动力机制,秉持兼顾个体与社会、协调多元利益的政策价值取向,深化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建设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体现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反映民意的政策话语规则。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之开放发展——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开放,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动力机制和必然形态。出版业开放发展的具体内容和评价要素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是以制度型开放战略为基座,通过建章立制,实现市场体系的统一性建设和国际化接轨。“两翼”指分别以外向型开放和内需型开放为载体,一是面向国际传播强化内容、渠道、能力建设,挖掘对外开放深度,以有利的增效结果确保出版业深入国外市场;二是基于创新导向发力生态建设、比较优势、风险屏障,拓宽对内开放广度,以良好的溢出效应支持出版业繁荣国内市场。

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年度工作计划。通过法典编纂,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的形式确认下来,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和方向。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中,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立场,认真对待生态环境新期盼带来的利益关系新变化;坚持改革开放,准确把握我国环境权益保护现状与政策取向;坚持道路自信,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并作出一般规定、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和救济制度,提升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加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出口退税、消费者福利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及中国国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背景下,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畅通供需双侧循环,持续推进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今出口退税对供给及外需侧的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关于其对内需侧影响的研究却较少。文章利用2004—2021年产品层面出口退税率数据及中国地区层面价格与工资等数据,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中国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率上调会通过降低物价水平即降低消费效应和提高工资水平即增加收入效应来提高消费者福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的上调对低收入群体及东部地区福利提升水平更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充分发挥在其促外贸、扩内需的作用,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基于扩大内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理论与实证分析

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新形势下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战略倍增选择。从动态演进的视角看,“需求-创新”之间存在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实施基于扩大内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探索这一良性互动机制提供了现实基础。要依托国内市场高水平“引进来”,背靠国内市场大规模地“走出去”,在开放中实施基于内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我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大数据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智力资本与投资效率

以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在企业智力资本的影响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不同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投资效率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有促进作用,并且对处于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智力资本这一路径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时代以来,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跃上新台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水平开放同样是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制度型开放,有助于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环境保护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新议题谈判,将倒逼绿色生产力发展。未来,以高水平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向新阶段,赋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向更高标准迈进,促进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促进贸易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内生是贸易发展的主线。服务业目前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力军,也是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是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尤其是各类专业服务业同时也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足、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相互带动能力不强、外资来源地单一,是制约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坚持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理念,以其互动共生、协同发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依托制造业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生态内生力;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服务业出口,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打造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扩大制度型开放,消减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