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皮影影人靠甲服饰探析

陕西皮影人的服饰多取材于戏曲服饰,而戏曲服饰则多借鉴明代的日常服饰与军戎服饰。以陕西皮影人的靠甲服饰为研究对象,将其与古代武将的铠甲、明清戏曲服饰作对比,并深入探讨靠甲的种类、形制及文化价值,感受传统戏曲服饰与武将铠甲服饰的交融之美。

解构与重塑:探索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的营造方略

现今凡戏曲新编历史剧,无论什么题材,在装扮营造方面均存在旧有程式与现代创新之间的权衡问题。如何守正创新一直是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发展的核心问题。文章尝试以解构与重塑理论来开拓创作的思维空间,以多元视角探索戏曲装扮在当代的营造方略。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营造以解构为理论支撑,以重塑为观念更新,以整合为实施路径。文章在解构理论的支撑下,通过遵、寻、融的营造理念重塑,取、移、借的实施路径整合,探索当下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守正创新的营造方略。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京剧服饰审美中运用满族服饰元素搭配的意义

京剧产生于清代中后期,京剧服饰中融入了大量满族服饰的元素,满族服饰具有的形象生动、直观显眼、实用普及等特点,通过整体与部分搭配、角色类型搭配、材料工艺与款式搭配等方式运用在京剧服饰中,使其展现出程式性、实用性和艺术性的意义。

近代粤剧服饰色彩审美特征研究

我国传统戏曲服装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我国民族艺术文化中的精华之一。粵剧服饰作为传统戏曲服装的一种,同样拥有精致的工艺、艳丽的色彩和特定的象征意义,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当前传统文化特别是广东粤剧文化的影响力日渐消逝,出现断层现象。只存在于中老年人之间,在青少年人群这个庞大消费群体却缺少了吸引力。本文从粤剧服饰色彩的特征出发,研究粤剧服饰的色彩对角色塑造的作用、粤剧服饰色彩的审美特征;并针对其不能适应现代年轻人的审美个性的问题,提出继承与创新的思路。

东北戏曲史专题研究之六：伪满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评剧

东北的评剧,在伪满期间虽然处境艰难,实力削弱,但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有所发展。不仅编演了一大批新戏,而且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从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在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的评剧奄奄一息,而解放区的评剧却获得了新的生机。戏班经过初步民主改革,面貌一新,既改革传统剧目,又编演革命新戏,使戏改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谈国内婚纱设计中传统与时尚的融合——“蔡美月”婚纱的创新设计分析

中国的婚纱行业相对西方起步较晚,产品的设计理念与思路多数停留在简单模仿和抄袭国外设计的水平上,缺少体现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的原创婚纱设计作品。通过对我国当前婚纱市场和设计情况的调研与综合分析,以及对本土品牌蔡美月婚纱部分系列作品深入分析,从设计角度找出中国民族文化和国际时尚流行之间的结合点,在借鉴西方现代婚纱设计精妙之处的同时巧妙地将我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融入其中,设计出体现"国粹新意"的婚纱作品,为我国婚纱设计领域发展开辟新的方向。

1913-1935年戏曲变与不变的历史沉思——读张聊公《听歌想影录》札记

"时装新戏"作为"畸形之艺术"的"过渡"性时间并不长,甚至从"时装新戏"到"古装歌舞戏"就是同时发生的,这其中起关键转换作用的人物就是梅兰芳。《天女散花》受欢迎是走出"过渡戏"的标志,梅兰芳既是新戏的尝试者,也是走出新剧而探索开拓古装歌舞戏的旗帜。堂会戏是传统戏曲在特定场所的自然延伸,它是与庙台、戏楼、勾栏瓦舍等演剧方式相平行的独特的演剧方式。堂会戏是行家、票友与名伶相为赏度的审美场域,观赏者的审美期待对每一位杰出优伶既是极大的激励、褒奖,也是极大的压力。新戏与旧剧的性质根本不同:从新戏与旧戏的观演关系上看,一是看故事还是看角儿。新戏,以故事为主,观众看戏不看人;旧戏,以歌舞为主,观众看人不看戏。二是看人物还是看行当。旧剧也演人物,但观众却并不主要看人物,而是看人物如何通过唱念做打的行当程式极其精彩的呈现的,因而,人物只是借以呈现美轮美奂行当程式的媒介。三是看思想还是看传承。看传承就凸显观演者之间的精神依归——知音——流派族群的构筑和传播,这与观演者之间在思想观念上是否契合相去甚远。

京剧服饰元素在婚纱礼服设计中的应用

将代表我国戏剧风采和民族风格的京剧服饰元素应用到婚纱礼服设计中,可以弥补中国现行的婚纱礼服中国风情与传统意味的不足.对京剧服饰中适用于婚纱礼服的色彩、图案、服装款式、头面、服装工艺的设计元素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尝试将其运用于现代女性婚纱礼服和敬酒礼服的设计中.研究表明:京剧服饰的配色具有浓厚的装饰效果和民族风格,图案运用了象征、变形等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款式突破了日常生活中一般的逻辑规范和限制,头饰制作精美,采用传统绣花工艺绣制,色彩斑斓,质地高雅.将这些京剧服饰元素应用到婚纱中,可打破婚纱纯白色的单调,体现婚礼服的民族之美,尽显华丽而隆重.

论明清流行的折子戏对传奇原作主题的改变——以明代汪廷讷《狮吼记》为例

明代中后期开始,折子戏成为明清传奇在戏曲舞台上流传的主要形式。因此,长期以来广大受众接受知晓的,是那些在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折子戏,而原作反而鲜有人知。折子戏所表达的主题,所突显的人物及其对人物的态度和评价,与原作往往不一致。以明代剧作家汪廷讷《狮吼记》中折子戏在明清两代、直至现当代的流传情况为例,分析舞台流行的《狮吼记》折子戏《梳妆》《跪池》等与《狮吼记》原作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进而说明,一部传奇中哪些折子戏能够在舞台持续上演,是长期、集体的选择。选择机制的背后,是与传奇作者的观念意识、与社会传统观念不甚相同的大众意识。

庙堂仪礼与巫觋表演--《诗经》《九歌》中的戏曲因素和戏曲品性

《诗经》中的"桑间濮上之歌"走进朝堂并与"朝廷之音"相结合,为王宫廷堂上的"雅乐"补充了质野鲜活的血液,尤其一些"对话"形式的歌谣,具有初始形态的戏曲品性,为综合性表演艺术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楚辞》的某些篇章同样拥有鲜明的戏曲因子,《九歌》歌舞并重,结构完整,情节曲折离奇,且多是装扮表演,不论整体结构,抑或祭祀过程中的场上演出,均体现出鲜明的戏曲品性。尤其是华美的唱词(或曰"歌词")、意向明确的装扮表演、描绘细腻的心理活动、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笼罩全场的诗意性和浓郁的抒情性,体现出戏曲艺术初始形态的鲜明特性。

小说《青衣》中戏曲元素的运用

小说从戏曲文化中取材,能够显示出其选材的独特性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青衣》取材于戏曲文化,其文本中存在着关于戏曲元素的多角度运用。小说的语言特色、人物形象、叙事策略都体现着对于戏曲元素的运用。戏曲元素的运用在小说中具有多重作用。同时,戏曲也可以借助小说进行文化传播。进而,通过这部小说也可以引发人们对于戏曲文化当下境况的思考。这部小说对戏曲元素的运用现实出了文本与戏曲文化深层次的互动关系。

山西晋剧人物的服饰特点初探

山西是中国戏曲的发祥地之一,晋剧是中国的地方剧种,起源于山西中部,被叫做"山西梆子"。晋剧在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山西和总部地区人民的歌谣,秧歌的特点,发展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剧种。山西晋剧中人物的传统戏服也伴随着中国的戏曲发展,到了明朝的时候,形成了特有的穿戴制度。晋剧中人物的传统服饰设计在结构上别具匠心,色彩艳丽,图案丰富,延续了中国古代戏曲服饰的特色。晋剧传统服饰的华丽外表和精美做工在艺术美学上都遵循着很强烈的等级制度,这与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密不可分,通过对于晋剧服饰的研究对山西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国家大剧院化装间使用的评估与分析(一)

基于对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歌剧院、戏剧场化妆间使用情况的归纳分析,总结其中规律,并提出各类型剧场用化妆间规模的建议。

国家大剧院化装间使用的评估与分析(三)

基于对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歌剧院、戏剧场化装间使用情况的归纳分析,总结其中规律,并提出各类型剧场用化装间规模的建议。

山东传统吕剧服饰美学概论

吕剧是山东地方特色戏,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吕剧服饰是吕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传递着角色的身份、年龄、性格等特征,另一方面其独特的艺术美是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瑰宝。吕剧服饰独特的穿搭程式、丰富多彩的图案和颜色特征,以及富于表现的艺术美形式,无不诠释着传统吕剧服饰隽永的美学价值。

国家大剧院化装间使用的评估与分析(二)

基于对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歌剧院、戏剧场化装间使用情况的归纳分析,总结其中规律,并提出各类型剧场用化装间规模的建议。

浅析闽剧《兰花赋》的化装设计

结合闽剧的化装特色,分析古装闽剧《兰花赋》的化装特点。

京剧脸谱元素在礼服中的设计应用

京剧脸谱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其脸谱具有深厚的艺术美和文化美。通过分析概括京剧脸谱艺术中的形、色、意特质,探究京剧脸谱艺术与礼服设计之间的潜在联系,将京剧脸谱中所蕴含的造型美、色彩美、内涵美与现代礼服设计相融合,旨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为传统艺术与现代服装设计的结合拓宽思路。

婚姻焦虑:明清女性“易性”主题戏曲创作中的女性之恋再审视

明清女性“易性”主题的戏曲创作普遍呈现出暧昧幽微的“女性之恋”。虽然此类剧作蕴含作者自我寄托,但是文本表现出的情感具有迷惑性,难以定义,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女性作者的真实情感有多种可能性,不能简单以“同性恋”“非同性恋”论之。从性别文化背景考察,儒家始终对同性之恋抱有宽松无视的态度。明清之际,女性之间的恋情被宽容甚至受赞赏,具有双性特质的知识女性备受推崇。明清女性可以在戏剧中自由地表达易性想象与对美人的追求,这是对“香草美人”传统的镜像逆转,借文人之不得志托喻女性的现实困境,其实质是对婚姻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