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调腔戏曲服饰研究

新昌调腔戏曲服饰作为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新昌调腔的重要象征符号。基于现有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新昌调腔的起源、曲目以及风格,分析新昌调腔服饰的形制、色彩、纹样、面料与品类。在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下,有关新昌调腔及其服饰的研究具有历史与当代价值。

大型卫调花鼓戏《窦娥冤》音乐唱腔创作解析

卫调花鼓戏是安徽省濒危剧种之一,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稀有地方戏曲剧种。以大型卫调花鼓戏《窦娥冤》音乐唱腔创作为例,对卫调花鼓戏传统音乐形式进行梳理,从传统唱腔旋律、锣鼓经、主音变化等方面概述卫调花鼓戏传统音乐的继承方式;从伴唱运用、乐队实践和剧种新腔创作三个方面分析卫调花鼓戏音乐唱腔的创新与实践理念,为卫调花鼓戏音乐唱腔的发展提供创作经验。

孟戏曲牌的核腔类型及相关思考

核腔是音乐结构的最小单位,是最直接展示音乐特质的部分。通过对刘家孟戏曲牌的统计分析,得出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常用核腔及其类型,这是孟戏唱腔旋律形成和衍生同族曲牌的基础,诸多曲牌即由此衍生。通过腔型,可以清楚地辨别相关曲牌的相互关系及派生关系,使孟戏海盐腔音乐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彰显其独特的音乐个性,意义重大。

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的融合与发展——以《千古绝唱》为例

中国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历史源远流长,包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的人文文化,二者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彼此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在民歌《千古绝唱》"戏"与"歌"的结合中,既可以体会到民歌的优美自然,又可以感受到戏曲唱腔的韵味。《千古绝唱》充分体现了戏曲声腔艺术在民族声乐中的融合与发展,以及中国民族声乐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汗都春与曲子剧比较研究

锡伯族汗都春脱胎于新疆曲子剧,但随后又走上了一条民族化的发展道路。多年来由于缺乏对汗都春这一特殊的民族戏曲形式的研究与认知,而导致了对其历史渊源、剧种归属等方面认识上的模糊。基于对汗都春的深入调查,通过对汗都春与曲子剧从剧种的相同渊源及后来的分野,以及二者戏俗和艺术特征方面的比较,探索同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的民族及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和变异,进而对汗都春的剧种归属、文化价值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论北曲声律体系的成熟与文人对民间腔调的矛盾心态

周德清《中原音韵》为"依字声行腔"的传统曲唱建立了声韵基础,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等将曲韵、曲谱、声乐、唱论等纳入戏曲音韵学体系,促进北曲更加成熟。明代的曲学变迁以何良俊推崇北音和沈璟强调音律为主体,徐渭、王骥德力挺南曲民间声腔,祁彪佳单立"杂调"一品,构成了明清传奇南北对峙、"官腔"、"诸腔"、"北腔"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词乐雅唱"与"剧曲俗唱"矛盾冲突,并形成了"依字行腔"和"以腔传字"的痛苦扭结。

论皮黄腔在戏曲声腔发展史中的贡献

皮黄腔在戏曲声腔发展史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融合了南、北方音乐风格 ;二是形成了新的戏曲音乐结构形式 ;三是解决了男、女分腔及行当分腔问题 ;四是在戏曲声腔发展史上是南、北戏曲腔调的集大成者。

鄂南提琴戏正腔渊源考

提琴戏,是流行于湖北省南部崇阳县的一个戏曲剧种。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剧种的正腔从音乐分析、文献记载和艺人口碑三方面对其渊源作了初步考证。

从声腔形态的比较为广东汉剧寻根溯源

文章以音乐形态学的研究角度为出发点,以广东汉剧、汉剧、徽剧的皮黄腔为对象,从板式特点、腔式结构、行当唱法、上下句落音与伴奏乐器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为广东汉剧确认亲缘关系,寻根溯源。作者认为,广东汉剧的根在湖北,广东汉剧源于汉剧。

文人剧和南杂剧——明代杂剧艺术论系列之一

没有早期文人剧作家在观念上的突破 ,也就没有后来南杂剧的兴起和成熟。同样 ,没有南杂剧 ,文人剧也就始终只能在北杂剧的阴影里徘徊 ,无从在艺术体制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难以在戏曲史上占据一个方面 。

永嘉昆剧与海盐腔

戏曲史家通常认为浙江温州(永嘉)是宋元南戏的故乡,在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史上,温州有其特殊地位。南戏在温州一带产生后,很快就传播到浙江各地及邻近的江苏、福建许多地区,并且出现了以这些地方为名的各种声腔,其中最早的是海盐腔。海盐腔滥觞于宋末而盛行于明代嘉隆以前,一度成为一切南唱的代表。昆山腔崛起以后,海盐腔仍在各地上演。现在"永嘉昆腔"中称为"九搭头"的各类早期南曲曲牌,可能就是海盐腔的遗音。与"永嘉昆剧"相类似的,尚有浙西金华一带的义乌"草昆"、浙东台州一带的"黄岩昆"及浙东、浙西"三合班"里的一些早期南曲曲牌腔。

昆山腔、昆腔、昆曲、昆剧概念之辨歧

中国的昆曲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然而,与"昆曲"有关的一应称谓,诸如昆山腔、昆腔、昆剧等,长期以来在学术理论上存在着概念混淆、运用混乱的状况。故有"辩歧"之必要。

调子声腔系统论证

文章从历史文献、民间口碑、传播途径、分布状况、艺术特征、传承剧目与音乐的遗传基因等方面,论证了除高腔、昆曲、梆子、皮黄四大戏曲声腔外,在横贯南国的湘南、广西、粤北、赣南、闽西、黔中南、云南等七省区内,还存在一个地方戏曲的声腔系统——调子腔系统。

婺剧:腔调与剧种

婺剧是典型的多声腔剧种 ,它在音乐上包容了来源复杂的六种腔调 ,流传于浙江中南部。以婺剧为代表的多声腔剧种更应该被视为流传于同一区域的多种腔调地方戏的统称 ,它在音乐腔调上并没有真正形成内在完整性。有关“婺剧”的定名经过 ,有多种不尽一致的陈述 ,在与其相关的多种观点以及对知情者调查获得的新材料的基础上 ,趋于肯定谭伟的回忆 ,将“婺剧”定名时间从 1 95 0年提前到 1 949年。进而 ,以构成婺剧的高腔、乱弹、徽戏、昆腔、滩簧、时调等六种腔调的主要演出剧目为基础 ,揭示不同腔调在浙江金衢地区的此消彼长过程 ,以及在多种腔调归属于婺剧这一剧种的特定历史背景与具体情境下 ,婺剧剧目、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变异。

粤西雷剧的艺术特点

雷剧唱腔具有原生态和浓郁的民歌特点以及丰富多变的板眼节奏。雷剧服饰、脸谱及人物扮相吸收其他剧种特点,从简单到繁复,逐渐形成本剧种特色。主要乐器为雷胡,敲击与管弦并重。雷剧用五声音阶,调式有宫、商、羽三种,曲调没有固定音符,但有固定的旋律骨架,有固定的特征音型和旋律发展规律,多用衬字,风格粗犷。

从明本《荔镜记》《金花女》看白字戏的形成——兼谈外来剧种在乡社祭祀小戏衍变成地方剧种过程中的作用

嘉靖本的《荔镜记》已形成自己独立的声腔,这种声腔在南戏常用曲牌基础上变调而歌并吸收闽南民歌等当地音乐入曲,以闽南方言创作戏文曲词说白,并以闽南方言演出;这种声腔又有潮州腔与泉州腔之分,因两种声腔的音乐、语言、受众很接近,因此可以合腔,《荔镜记》就是使用潮泉合腔的戏文。《金花女》则是用潮州方言写就并用潮调演唱的戏文。不论是潮腔还是潮调,都见出至迟到明中后叶一种独立于正字戏、也独立于闽南戏的潮州本地声腔已经成熟地运用于潮州、海陆丰的戏曲舞台。这些潮州戏文虽然有自己浓郁的地方特色,然而其体制则秉承南戏的长篇巨制、七角行当以及基于曲牌体的灵活自由的演唱形式,甚至还有一些唱正音的遗存。从《金钗记》到《荔镜记》,再到《金花女》,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外来的南戏从"错用乡音"到"以乡音唱南北曲"与当地乡社祭祀小戏结合变异为白字戏的轨迹。

试论河南濒危曲种声腔发展的特点

河南省的很多曲种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大量传统曲目流失,艺人数目骤减,后备力量缺乏,几乎到了"人亡艺绝"的境地。近年来,国家开始通过"非物质遗产"等模式对濒危曲艺进行保护。声腔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戏曲和曲艺)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迫切需要整理发掘,以期在新的时代得到良好的发展。

开放性传统:“接通”视域下的客家音乐文化——以客家器乐与戏曲音乐为中心的论述

由于客家音乐研究过于强调其特殊性以及注重探究与古中原音乐的关联,学者们似乎在为大众构筑成"桃花源"式的错误文化认知。本文立足于民族音乐学视角,以客家器乐与戏曲音乐为例,从历史深层、文化地理等角度解析客家音乐文化的相通一致性特征。客家音乐与其他区域音乐一样,与我国一体化的传统音乐和周边区域音乐之间均存在密切关联,客家音乐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具有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开放性传统。

兼收并蓄 魅力无穷——淮剧声腔艺术初探

淮剧有着无穷的江淮地方特色魅力,它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兼收并蓄,丰富了自身的艺术特征和表现形式。其声腔发展经历了《三可子》《门叹词》、《拉调》《淮悲调》以及"自由调"及其分支唱腔"大悲调""小悲调"这三个阶段。其中,"大悲调"的艺术特征极具典型,特色鲜明。而新时代,淮剧发展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面临窘境和挑战,如何在新时代保证淮剧的无穷魅力,推动其快速发展也值得我们深思探究。

越调名家毛爱莲声腔艺术研究

毛爱莲的声腔具有三大艺术特征:一是唱中带说,情字相连;二是松通连贯,轻巧圆润;三是音色甜美,质朴优雅。轻松自如的发声,清晰准确的吐字和灵活的用气,特别是[乱弹]戏的演唱,独树一帜,尤为突出地彰显出"毛派"唱腔的艺术魅力。而这些艺术特征的形成,与丰厚的艺术积累和坚持不懈的艺术追求是分不开的。在传承发展"毛派"声腔艺术方面:一要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二要掌握"毛派"科学的演唱技巧,切实练好吐字、发声和气息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