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党内法规保留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建构

党内法规保留是将法律保留相关原理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形成的有关党内事务制定权配置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保留应以法治规范体系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视角。基于与法律保留的功能比较,党内法规保留具有统制、区分、整合、保障等功能。在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当前党内法规保留制度存在明显结构缺陷。可以从重塑党内法规保留的结构理念、重新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保留对象、建立相对保留制度、单列党章保留事项、对中央党内法规绝对保留事项进行内涵解读等方面进行结构重塑与完善。此外,在党内法规保留的保留标准上,应确立面向从严治党的重要事项保留标准。

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的党内法规制度完善

归口协调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执政党对政府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领导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分类治理机制。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制度举措,是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现行党内法规体系中并未将归口管理列为正式制度单独予以规定,归口管理作为新时代具有创制意义的党政机构改革模式,尚处于发展期和磨合期,仍然需要结合改革实践不断调试、完善与发展。其不仅涉及党的组织对政府组织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多重领导关系和管理关系,更涉及党的组织工作层次的合理划分以及工作机制的分类推进等党和国家机构深化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现阶段,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虽不具备通过制定专门党内法规进行统一规范的立规条件,但应当以《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的修订工作为契机,在明确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制度内涵的基础上,本着规范主体、规范行为的原则,完善归口管理的一般性原则规定,为其制度的体系化完善打好坚实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党委职能部门: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中心的分析

党委职能部门是党的工作机关的一种重要组织类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系统分析党委职能部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机构定位、职能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党委职能部门负责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机构设置上兼具职能型组织和协调型组织双重特点。党委职能部门履行所在工作领域的宏观管理职责和具体管理职责,归口领导管理本系统本领域有职责联系的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群团组织。当前,党委职能部门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职责配置不尽合理,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归口领导管理职责边界未厘清,以及所属事业单位数量过多、效能不高等问题。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党委职能部门要合理配置宏观管理和具体管理职能,全面完整履行被赋予的行政管理职责,提升归口领导管理制度化水平,完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语境之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前提和基础就是正确认识并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回答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五个命题,即:党内法规异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融通国家法律,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国家法律高于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先于国家法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充分释放党内法规在治国理政中的强大治理效能,切实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各自的功能优势,协同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一体建设、统筹推进,以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最终实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规制范式研究--我国《公司法》双控人规制范式的变革与完善

各国对双控人规制的范式主要有直接规制与间接规制。美国的直接规制以判例法的形式确认双控人在特定场景对公司、股东或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违者追究其赔偿责任;以英国和韩国为代表的间接规制范式,对双控人亲自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或指示董事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要求其与董事共同对公司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属于股权高度集中型公司,决定了其治理模式必然是“双控人中心主义”,也决定了规制双控人的规范在公司法中至关重要。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增设第二十一条对双控人施加了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义务,开启了双控人直接规制的范式。2023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双控人指示公司事务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又引入了间接规制范式,从而形成了两种规制范式兼而有之的折中规制范式及规范体系。然而,该体系存在规范大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所有规范皆为消极规范的弊端。后续双控人规范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应细化禁止双控人滥用控制权的规范,提高可适用性和规制功效;增加双控人的积极规范,承认双控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控制公司的权力,规范和引导其依法行使权力,优化公司治理,从而奠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基础。

法律金融学视野中金融科技的监管困境与系统治理

从法律金融学理论看,广义金融科技在信息技术驱动下历经金融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等发展阶段,其发展质量与效率快速提升,并对应形成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与双峰监管。然而,金融科技在创新发展中面临法律、金融与技术层面的系统化监管困境:金融科技的法律监管范围与时效有限;金融科技的监管体制与模式难以适应金融科技的创新;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落后,难以应对金融科技的冲击。对金融科技实施有效治理,具有明显的必要性。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方法,对域外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典型国家的金融科技系统治理开展比较分析,我国可以积极借鉴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念,从单维度的政府监管上升至多维度的系统治理,从而全面勾勒出金融科技稳健发展的系统治理图景:加强金融科技的法律治理系统建设;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新模式;强化金融科技的监管技术建设,提升数字化监管的技术水平。

电商平台“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内涵及判定

《电子商务法》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但是较为简略的表述导致在理解时出现了不同认识,容易引起法律适用上的不同结果。对此,需要结合电子商务的特点以及相关条文的立法考量来加以把握。“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义务代表了我国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探索,反映出了《电子商务法》希望促成和确保电子商务平台通过平台自治防控知识产权侵权。因此,建立保护规则需要以现有规定为基础,并以主动治理为方向。具体判定保护规则的建立是否符合要求时,一是分析是否对法律规定加以细化以及是否违背或者降低法定要求,二是分析是否有包含现有法律规定之外的主动防控侵权措施,但是并不强制要求这些措施属于原创或者达到一定程度,三是分析所建立的规则有没有实际执行、有没有流于形式。这样的把握思路既能保证可操作性,也能减少对市场的潜在不利影响。

“党管金融”的法治内涵

观察和理解中国金融市场法律治理进程不应脱离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的政治因素。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的中国金融法治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扮演了一个全方位的治理者角色,而不仅仅是在宏观层面领导金融立法。我国金融市场法律治理活动中,党的“在场”强化了金融法律制度实施的正当性基础,并且最终丰富了金融市场治理模式的形态,提升了金融市场法律治理的现实效能。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各项治理机制的功能优势,实现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彼此支持与互相成就,也弥补了我国金融市场基础法律规则不完备而带来的制度缺陷。展望未来,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工作包括:将目前已行之有效的习惯做法进行必要的成文化和制度化;协调好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党的领导与金融市场法律治理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力求以法治手段对转型期金融市场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进行积极引导与约束,扎实金融领域反腐工作的制度基础。

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规范阐释

为了更好地理解高校治理和高校党建的制度逻辑,需要从形式与实质两个维度,去厘清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规范基础与制度要素,处理好有关高校基层组织工作的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政策文件、自治规则等四类规范体系的协调衔接问题。中央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合理配置高校党委、院(系)党总支、党支部等三个层级组织的主要职责,科学安排纪律检查工作、党员队伍建设、干部和人才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对群团组织的领导等五类核心任务内容。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与相应层级党委组织,还需要从其具体实施和保障体系层面,畅通其知规、守规、执规和督规的全过程,通过强有力保障体系确保该制度及其体系的良性运转。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档案目录数据汇集制度运行模式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的公布,为新时代档案工作的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新的法规遵循。论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从适应档案事业发展阶段的需求、规范国有档案管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档案目录数据安全四个方面探讨档案目录数据汇集制度产生的必要性,并以PDCA模型为基础构建档案目录数据汇集制度的运行模式,以期为档案目录数据汇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提供参考。

中国共产党执纪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执纪成本的分析框架

严格执纪是中国共产党将纪律文本转变为纪律约束效果的重要方式。执纪效益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但既有研究始终未能形成系统解释该问题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成本分析理论,可以构建执纪成本的分析框架。党的执纪成本是指将纪律建设基础投入充分转化为纪律约束效果的过程所耗费的资源,由信息搜集成本、法规适用成本、组织协调成本、纠错救济成本和抵制投机成本组成。新时代纪检体制改革经验表明,执纪成本过高会降低纪律约束的实际效果。因而要推动党在职权配置、组织调整、建章立制方面的改革,实现执纪成本和执纪效益新的动态平衡,最终提升执纪工作的效率。执纪成本框架为观察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中观机制。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完善路径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制度安排。要通过完善运行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具体实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入发展。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运行机制,具体体现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各方面、各领域体制机制的建构,构成了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体现着党以制度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自觉与具体过程。推动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要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总体性设计,注重体系的协调运转,把握体系的科学建设方向,健全体系的实施保障机制。

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的保障作用

用制度保障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各要素的贯通联动,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必由之路。党内法规制度在管党治党实践中以其特有的政治引领机制、激励驱动机制、网络整合机制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应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促进党内法规制度治理效能转化提升,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党政联合发文“属性论”之争刍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政联合发文作为一种既成的制度规范,其数量激增,但在实践运行中涉及备案审查、信息公开时的“归属”问题却饱受争议。为此,国内学界从其发展历程、党政关系、党规与国法、规范适用等维度剖析党政联合发文的性质属性,基本形成了“单一属性论”“双重属性论”“复合属性论”和“回避论”四种分析态势。但任何一种分析态势都难免具有局限性,亟需不断结合理论和实践对其进行反思和完善。基于此,该文将党政联合发文置于特定语境之下,明确其理论前提,结合动态的实践,探讨“属性论”可分析范式的突破。

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要求需要党内法规制度予以保障。相较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在调整方式上有其独特优势。党内法规以义务为本位划定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边界,党内法规制度对于执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仅应对党内关系进行调整,不应调整党外关系,其只对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党组织、党组织与党组织三组党内关系进行直接调整。但党自身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决定了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党外关系,从而对党外关系产生间接调整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党内法规调整的要求和特点,但存在超越范围调整党外关系的问题,需要在今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予以矫正。

论党内法规的基本原则

党内法规基本原则是指直接和集中反映党规本质内容和基本精神的党内法规活动的指导原理和准则。确立党内法规基本原则具有将党内法规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制度化、指导立规实践、引领党内法规执行的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基本原则有四个方面,即全面领导原则、思想建党原则、制度治党原则、政治建设统领原则。党内法规基本原则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全面领导原则是党内法规基本原则的根本方面,思想建党原则、制度治党原则和政治建设统领原则是为全面领导原则服务的。思想建党原则和制度治党原则是管党治党的两种基本方式,政治建设统领原则是对党的各项建设的统领,在服务于党的全面领导原则下,统领思想建党原则和制度治党原则。

党内法规如何“规范党的领导”——以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为对象

党内法规明确了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基本尺度、各类党组织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定位、党对各领域工作不同强度的领导,以及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嵌入式实施机制和外部统筹协调实施机制等。党内法规已然成为规范党的领导、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的重要依据。未来有必要在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领域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同构,明确二者在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中的定位,进一步健全党对国家机关领导的实施机制,并为党领导国家机关提供更规范的党内法规依据,确保党的领导更好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