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头诵唱到仪式展演:“亚鲁王”史诗的表述和接受

“亚鲁王”史诗的整体研究还有待推进,尤其在史诗的口头传统“接受问题”上,还需要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而转向多学科与多证据、多视野与多文本联动的整体表述观,聚焦“从小传统到大传统、从口头诵唱到文化文本、从仪式展演到文化表述”等视域下的接受与影响剖析,综合考察苗族“亚鲁王”史诗独特的口头传统接受问题与表述研究,推动“亚鲁王”研究朝纵深发展。

深度的挤压与广度的繁荣——论《格萨尔》的传播形态

活态史诗、口语说唱方式传播是《格萨尔》跻身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缘由。文章论述了口语传播是《格萨尔》的深度表达形式,现代化传播方式很难取代口语传播的独特魅力,甚至可能挤压说唱传播《格萨尔》的空间。口语传播形态自身的特性限定了其对《格萨尔》传播的广度,但现代化的传播方式对《格萨尔》影响力的推进则不可小觑。

论苗族史诗《亚鲁王》作为口头传统的文化价值

苗族史诗《亚鲁王》是流传在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一部民间英雄史诗,这部长达三万余行的民间口头传统文学内容浩瀚,各种版本丰富多彩。文章通过列举这部史诗中部分版本里的民族学、语言学、伦理学和神话学价值作为实例对其文化进行评析,并就史诗的研究阐述了作者的认识和理解。

口头文学与书面作品之间——现代长篇叙事诗《天子·格萨尔》

民间叙事与作家文本互文、杂糅、叠合所产生的传承与创新效应,已成为藏族文学巨大的再生资源。《格萨尔》史诗的现代叙事诗歌写作,为史诗叙事性题材增添了主观抒情表达的客观陈述模式,《天子·格萨尔》是对藏族口头文学《格萨尔》史诗的一次创造性转化、重构和再创作实验文本,是又一部《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新"编。虽然新文本以《格萨尔》史诗的故事母体为叙事框架,但更多地蕴含了作者对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的现代性阐释和个性化书写,作者试图把史诗"元叙事"提供的无尽想象空间,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审美意象呈现,使民间史诗的"活样态"以新的文学样式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紧相维系,以开启人们对古老史诗新的阅读感受和新的接受视角,演绎史诗在当代语境中的诗性表达,赋予《格萨尔》史诗新的诗学意义。

中国与世界:整体文学中的《格萨尔》

作为民众生活的口头诵唱,“格萨尔”长期存在于甘、青、川和西藏等地的藏族社区,后又随文化传播逐渐流布到蒙古、裕固等族群之中。在这样的时期里,“格萨尔”属于自在文化,拥有自身的分类归属及文体特征。随着现代多民族的创建及其内部多元一体的跨文化交流,《格萨尔》逐步融进了中国文学整体之中,扩展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学构成。

《格萨尔》神授艺人说唱传统中的认同表达

对于以流浪乞讨维生的说唱艺人的研究 ,学界至今仍偏重于“史诗传承者或社会文化背景等人文学科方面”的考察 ,以致对口头艺术特有的思维、创编与表达的特殊性还重视不够 ,或有一些偏离 ;而《格萨尔》神授艺人们的一些众所公认的说法———大多数艺人关于其自身、关于他们所说唱的史诗的一些程式化的认同表达———故事范型 ,体现了《格萨尔》神授艺人说唱传统的本质所在。

《格萨尔》唐卡的当代传承及其文化意义

仲唐——《格萨尔》唐卡最初从说唱艺人的简略人物画,到“拉日哇”的专门创作,再到19、20世纪宁玛派、萨迦派僧人专门绘制,逐渐成为一种史诗图像传承方式。这些仲唐或保存和供奉于寺庙,在某些特定节日展出;或被说唱艺人在说唱时展示,以对说唱进行祝福和加持;或被请到家中,作为财神或战神供奉;或被个人收藏和博物馆收藏。到了当代,除了专门的唐卡画师继续绘制仲唐外,一批接受过中西方现代绘画教育的画家进入仲唐领域,或独创,或集体创作;在题材方面,除了格萨尔王骑征等传统内容外,当代最杰出的说唱艺人扎巴(1906—1986)成为仲唐主角;在规模和形制上,拓展了从单幅到组图的范畴,形成从简略到细致的“格萨尔画传”。这些既反映出仲唐在传承和流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呈现出开放形态,并不断反哺《格萨尔》口传史诗传统;同时,也反映出《格萨尔》日益成为藏族各种艺术形式扩延和流变的源头,推动其不断创新。

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格萨尔》口头传统

《格萨尔》这部世界著名的至今传唱于青藏高原上的口传史诗,究竟产生于何时?为何人所创?又是如何日渐丰盈成为世界最长史诗的?至今讨论仍在进行,亦无定论。本文从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零星记载入手,分析最早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军王的有限描述及形象,进而考"格萨尔传"与"说格萨尔传"之具体丰盈、发展及《霍岭大战》等记录整理本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指出"藏三国"之讹及"谢村版"和"拉达克版"的内容、特点与价值,试图通过系统的分析与考证,厘清《格萨尔》口头传统的发展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