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翼的题画诗

赵翼是可与袁枚媲美的性灵派诗人,也是清中期的一代才人。他“才擅诗书画,心参形影神”,早年在京城任编修时,就曾自作小照《鸥北耘菘图》,显示出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除《论诗》诗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带品鉴评论性质的题画诗,其“我我周旋共影非”之论,对佳山水、真山水的换位言说以及“天工人巧日争新”主张,渗透着性灵诗学重情感、显个性和求创新的精神。赵翼的题画诗不拘格套,在写照传神的品评与江山胜景的礼赞中,出入“奇与正”“真与幻”“庄与徘”之间,充分展示才人的性情、才艺和品格,彰显天工人巧日争先的文艺创新思想。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的文献价值

戴表元是宋末元初浙东地区的诗文名家,有《剡源集》流传于世。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周仪重辑、戴洵刊刻《剡源集》30卷,收录戴表元作品最多,影响最大。清代学者主要致力于集外作品的辑佚,尤以缪荃孙《剡源逸稿》和孙锵《剡源佚诗》《剡源佚文》成果最丰。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大仓文库所藏清钞本《剡源诗文补》一部,原为董康旧物,后售归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根据书中讳字,可知其钞成于康熙年间,时代更早,且编次结构、文字内容多与晚出之本迥别。通过其中《剡源诗集补》与缪荃孙《剡源逸稿》的详细校勘,有助于充分认识这部珍稀钞本的文献价值,并为《戴表元集》整理本的进一步完善提供裨益。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赵翼对杜诗的接受及其意义

赵翼推重性灵诗学,其崇杜诗学观念的形成,有一个曲折变化的历程。相隔千载的两位诗家在创作心态和个性特征上表现出较大的差距,但赵翼有着与杜甫几近相同的人生遭际,因而能对杜诗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这集中体现在赵翼对杜诗的诗学思考和创作摹拟上。对此进行探索,不仅可以推动对赵翼的相关研究,展示杜诗的经典魅力,而且能有效推动清代诗学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钱谦益论诗诗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承传与新变

钱谦益所作论诗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在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基础上又产生新变。钱氏继承了杜甫尊重前贤、别裁伪体的思想,以批评当时的诗坛流弊。钱诗延续了《戏为六绝句》“戏题”的自况心怀,但也增添了走出“嗤点前贤”的矛盾、消解讽刺的紧张等意味。钱诗与《戏为六绝句》都是以近代视野和当世视野为论述重点,但不同于杜甫对时人的包容态度,钱谦益以自己的诗学为标准,将时人划分了阵营。《戏为六绝句》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他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以及女性群体,且对后世论诗诗产生重要影响。

雪寒天山下的一曲剑舞——李益边塞诗的研究综述

近40年来学界对李益边塞诗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围绕“豪”与“怨”两大主题、侠义精神和人文关怀两大文化内涵以及意象和审美价值两大美学视角进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同时,李益边塞诗研究也存在着部分领域涉及较少、部分研究浮于表面等问题。在新时代下,李益边塞诗研究仍拥有广阔的空间和深层的历史文学价值,有待于学者去挖掘和探索。

西部儒学中的蜀地思想翘楚

蜀学之确立缘起于宋代四川苏姓父子三人,他们分享了中国文化“唐宋八大家”之美誉。从完整的中国学术谱系来看,蜀学之独领风骚则分别以汉代的扬雄、宋代的苏轼和近现代的尹昌衡为其标榜。扬雄的赋和拟经论著,苏轼的词、赋和文论,尹昌衡的汉字哲学及咏史诗,均达到了他们各自时代中国学问和思想的高峰。虽形式上三位思想家皆以地域性学问名世,实质则为具有中国时代特征的公理化思想,是“学术乃天下公器”和“自由乃思想之生命”的划时代见证。

名士与名医——鲍桂星与程文囿交游考论

鲍桂星与程文囿皆为徽州歙县人,鲍桂星因病求诊于程文囿成为二人相识相交的契机,并因此深情厚谊,持续终生。二人的交游超越了医患关系,可视为“士人与医者”交游的范例。以《杏轩医案》《觉生诗钞》为基本文献,爬梳鲍桂星与程文囿的交游,可以从微观视角探察清代中期徽州地区儒学与医学深层次的交融与契合,对于“士人与医者”“儒与医”论题的深入研究或有助益,也为乾嘉时代及徽州地域的文化场域刻画了研究典型。

宫体诗与萧纲的“文学放荡论”

作为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和类型,宫体诗从产生至消亡,至少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宫体诗学则延绵数世纪,其内涵伴随中国诗学的发展已成为其中不可缺或的审美要素。它的产生、发展、繁荣,绝对有理论的支撑和思想的指导。但现在的宫体诗理论,似乎只是一些任人掇拾的书信和理论的碎片,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作者以萧纲的"文学放荡论"为核心,结合萧绎和其他宫体诗人的序跋、书信、言论,从整体上考察萧纲的宫体诗学理论,包括诗歌的发生论、本质论、创作论、功能论和新变论。考察宫体诗创作和"文学放荡论"之间的互动关系。把"立身"与"文章",把身边真实的世界和文学幻想的世界截然分开的"文学放荡论",既是宫体诗审美意识新变的产物,反过来又指导创作,促进审美意识的新变,在中国古代诗学上,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彝文文献长诗中的“韵律”

彝族诗歌的音律,从原文看与汉语诗歌相比有根本的不同,其基本形式是押包括韵母、声母、声调在内的音节。彝文文献长诗的音律,也是押的音节,是对一般诗歌押音节模式的灵活运用。在一个长诗文本中,交替着押不同的音节,且有时为行行押,有时为隔行押,有时为段尾押,有时为句首押,有时为句中押,使作品在音律上呈现出起伏变化的动态美。

赵翼论韩愈

赵翼是性灵派的代表人物,他较为全面地评论了韩愈的诗歌,博采前人评论的合理之处,扬弃不合理之处,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赵翼所具有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创新的文学史观,使他成为古代韩愈研究的集大成者。

义净诗二首探微

初唐义净在印度的第十三年创作《杂言》和《一三五七九言》诗 ,《杂言》的辞式结构和乐府、歌行形成呼应而又别具特点 ,《一三五七九言》成为“宝塔诗”之祖。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明代的台阁雅集与怡老诗社

台阁体、台阁雅集与文人结社有着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馆阁之臣把文人结社的风气带入禁林,促进了宫廷中宴游雅会活动的兴起和台阁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台阁体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人结社的兴盛,比如怡老诗社的兴起,与台阁体的盛行密切相关──怡老唱和带有明显的台阁气息,这实际上反映了台阁体影响的深广,也说明明代文坛在台阁雅集盛行时期存在庙堂与山林一体化的趋势。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主旨新解——以《周易·井卦》为坐标

诗歌中用以起兴之物或事不仅可引出他物或事,而且还有讽喻、象征的意义,对我们理解诗歌内容的构建、主旨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起到恰如坐标一样的导向与辐射作用。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诗实际是用《周易.井卦》来起兴的。他将"讽喻王不明,贤人修己全洁而不见用,怀才不遇,而心中恻怆"这一主旨,通过该诗的"爱情悲剧",导向和辐射到当时的政治现实。他极有可能是通过该诗来讽喻皇帝,反映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并对因革新而遭打击的官员表示深深的同情。

赵翼、袁枚诗学观异同初探

学界谈论赵翼、袁枚,多注重二人的相同点,对其诗学观之不同,则少有探究。本文从二人在诗歌创作的性情、才思、养气三方面,探究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