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怪小说“狐精”故事中的变形母题研究

狐的变形源于古人对狐生物特征的想象,后来又受到"物老成精"观念的影响,使狐的变形更加自由。在唐志怪小说中,佛、道敷衍大量的狐幻化祟人的故事互相诋毁,使狐的变形母题愈加丰富。同时,狐的变形母题和"人犯禁忌"母题结合,表现出禁忌主题。

唐代小说中的狐故事

狐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对象之一,狐故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经典题材之一。以唐小说为代表,狐形象经由了妖性狐向人性化狐的转变。唐小说中狐故事类型的嬗变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间信仰从对象到内容的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古典小说创作观念由“实录”到“虚构”的逐步进化。

《聊斋志异》狐鬼形象的情趣美

《聊斋志异》以写狐写鬼著称,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所塑造的狐鬼形象具有历史上所有同类作品难以企及的艺术魅力。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作者以生花妙笔写出狐鬼形象的多种情趣,使其具有丰富多彩的情趣美。狐精形象的情趣美表现在率真之趣、巧计之趣、宝物之趣、应对之趣、闺房戏语之趣、滑稽行为之趣;鬼形象的情趣美表现在诡异之趣、野性之趣、嘲戏之趣、助人之趣。狐鬼形象的情趣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产生了独特的情趣魅力和无比丰富的美感与无穷的艺术生命力。

四十回《三遂平妖传》狐妖本事源流考

"狐妖"是四十回《三遂平妖传》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它不仅使《平妖传》确立了神魔小说的性质,而且对于后世狐妖小说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探究狐妖故事在《平妖传》中的演变和发展,采用了文献梳理、比较、考证的研究方法,结论认为冯梦龙从《太平广记》中撷取了大量的素材以建构狐妖内容;"狐书"和"天狐"不仅使小说的人物与情节有了施设,而且更增添了幻怪色彩;胡永儿与左瘸儿的形象塑造在重现"阿紫原型"与"雄狐原型"的基础上也蕴含了明代民俗观念。《平妖传》狐妖故事的辑补揭示了早期神魔长篇小说创作所遵循的时代积累型创作模式。

《聊斋志异·狐嫁女》“故家之第”考

《聊斋志异·狐嫁女》的主人公历城殷天官的原型——明代隆庆年间内阁辅臣殷士儋,曾居今济南趵突泉西之万竹园。今人往往不加查考,将万竹园视为小说所叙故事的发生场所"故家之第"。梳理此中关系,或有裨于澄清讹传,还原本事。

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狐恋故事的比较研究——以“大团圆”的人狐恋故事为例

无论是创作者本身,还是读者,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将结尾之处的"大团圆"看做是顺理成章的事,纵使作品中的情节如何跌宕,人物命运如何多舛,最终也多以"大团圆"的形式收尾。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大团圆"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结尾方式,具有一定的喜剧性质,但这在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却并不多见。对于此种现象的产生,本文将分别从自然环境、审美意识和人文心理等方面进行剖析和阐述。

“诗狐”故事与清代才女现象

“诗狐”故事是清代文言小说中大量出现的一类极具近代文明色彩的人狐恋故事,其角色、情节、主题等多个文学因素都具有十分独特的性质。这种新颖故事的大量出现,最直接来源于其时社会中令人瞩目的才女现象。现实才女正是“诗狐”的原型,作为封建末世文人心中的理想女性和渴慕对象,她们被文人以浪漫的艺术手法演绎进精彩的人狐恋,成为有清一代文学的特色和成就。

论《聊斋志异》中狐鬼花妖的艺术塑造

《聊斋志异》中的狐鬼花妖形象因个性鲜明、人情味十足而经久流传。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注重主次兼顾,使形象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双重特点。同时为了体现其理想化的特征,还运用诗意性的手法加以描绘,给人一种诗意朦胧,若即若离之美。

旅游演艺游客消费决策影响因素研究——以张家界《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观演游客为例

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旅游演艺消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初步确定旅游演艺游客消费决策影响因素测量指标体系,选取张家界《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的观演游客为研究对象,发放了500份问卷。研究结果表明,旅游演艺游客消费决策影响因素主要有五个维度:品牌、情绪、兴趣、主观规范和旅游需求。此外,旅游演艺游客消费决策还受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制约。

多具人情,忘为异类——说《聊斋志异》之狐

《聊斋志异》中的狐族成员幻化为人形后有着俊俏漂亮的形体面貌,机警聪慧的言谈举止,几乎与人没什么区别。特别是他们还有着淳朴可贵的真情美德,闪现着纯粹的人性之真。这些象征美好人情的狐意象不仅反映了清代民间的狐崇拜心理,更折射出人们对美好人性和理想生活的向往。《聊斋志异》也因此成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借狐来表现人情的最高典范。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文学意义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描写,是中国志怪小说史上狐女形象描写的集大成者。作者在对狐的叙述中,彻底改变了文学史中对狐形象创造的否定态度,采取全新的审美视角将狐从"通常的理解状态变成新的感知对象",赋予狐以人性的审美特征,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美狐,其中包括情狐、友狐、义狐、贞狐、贤狐等形象,使"狐女"成为人性美、人情美的象征;《聊斋志异》说鬼谈狐,大多有所题旨,有所寄寓,"狐女"形象就是最具典型的理想载体与情感寄托,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伍家沟村的口承狐精故事与狐仙信仰

通过湖北省伍家沟村的田野调查个案,对口承狐精故事的来源、口承狐精故事与书面狐精故事之间的关系、口承狐精故事对于当地人的意义,以及口承狐精故事与狐仙信仰的关系4个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伍家沟村的口承狐精故事可能有3个来源:一是古代的书面狐精故事,二是村民与外部人士的交流,三是村民的生活体验、想象与实践。当地人的生活体验是口承狐精故事的传承土壤,而古代经典的书面狐精故事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被改写,并逐步变成对于当地人有意义的口承狐精故事。口承狐精故事不仅反映当地人的生活体验,表达他们的愿望与需求,也成为当地人生活知识与记忆的一部分,反过来指导他们的生活,同时还是他们娱乐和教育的手段。狐仙信仰分成心意、可听、可视三个部分。口承狐精故事属于狐仙信仰的可听部分,是狐仙信仰的无形载体。村民们在想象的基础上创造、改编了许多口承狐精故事。这些故事蕴含着村民的生活经验、回忆以及地方知识,也构成了狐仙信仰传播的文化语境。

孙犁与《聊斋志异》

孙犁一生与《聊斋志异》有着不解之缘,其为人为文独特品格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早年孙犁的小说暗含着《聊斋志异》的"潜文本",这也正是其小说能够焕发出超越时空的文学光彩与魅力的重要保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塑造了一个染有"狐女"气质色彩的另类女性形象小满儿,显示出不同于主流文学规范的特异之处。晚年他的生活与创作也透露出颇具《聊斋志异》特色的风采情味。

《聊斋志异》中的狐与中国狐文化

《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狐的篇目极多,这些形象的塑造与中国悠久的狐文化息息相关。《聊斋》中的狐一方面保存了传统狐文化中的魅人、作祟的基本母题和狐变幻的故事结构,另一方面作者则有意识地对传统狐文化进行干预,重新对“狐”这一形象进行审视并重塑。本文主要是对《聊斋志异》中有关狐的篇目与传统狐文化进行对比分析,并兼及蒲松龄深层次的文化心态。

《聊斋志异》狐朋鬼友形象论析

《聊斋志异》俗名《鬼狐传》,而与人交好的“狐朋鬼友”的异类形象便是小说集中颇具亮点的存在。这些“狐朋鬼友”形象各异,但都有着对朋友“和易可亲”的特点,尤其是他们知恩图报、重情重义、慷慨大方等良好的品德与表现令人钦敬,也映照出人类的某些丑陋的行径及负面的心理,发人深省。与此同时,蒲松龄娴熟地采用了描写“狐朋鬼友”形象的诸多行之有效的独特方式,如其神通广大的专属特长,乐于付出的习惯路数,帮人到底的行为模式等,使得这些形象更具特色。

论《聊斋志异》中书生与狐魅花妖的情感层次

书生与狐魅花妖的故事是《聊斋志异》的重要题材。据本文统计,此类故事近70篇,约占全书篇目的七分之一。书生与狐魅花妖在不同的故事中有着不一样的感情与经历,表现出复杂的情感和社会关系,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情感层次。四种层次的情感书写各有特点,从不同侧面体现出蒲松龄女性观念的复杂性,也间接揭示了蒲松龄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成分及其个人思想之先进性所在。蒲松龄向世人表达了他对美好感情的赞美与向往,展现了对女性与女性道德的积极思考,同时描绘了富有时代意义的理想蓝图。

论《聊斋志异·狐梦》的梦境叙事与实幻书写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承继着"史家列传体",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又改弦易调,破除文体的界限与规范性,在中国文言小说叙事文体中推出新境,尤其是运用"梦境叙事"的技巧追求艺术的真实,拓展了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艺术功能。其中《狐梦》饶富趣味、别具特色,藉由西方叙事理论进行剖析可以一探这篇关于梦境的游戏笔墨如何实践着实幻书写,将理想寄托、讽刺批评,甚至谐拟游戏都在虚构的书篇谕示中完成。

从词汇统计管窥《聊斋志异》狐女形象的审美趣味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狐女形象的描写极具研究价值。追溯狐文化的源头,可知中国古代狐女形象由来已久且不断发展变化,及至《聊斋志异》,已完成了在文艺作品中世俗化和人格化的演变历程。以词汇统计的方式整理《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基本信息,发掘其年龄区间及籍贯地域化特征,梳理其外在美和内在美的呈现点,可以得出蒲松龄建构的美狐世界所展现的审美趣味。该世界中狐女形象具有显著的“少女化”特征且往往品德高尚、温柔敦厚,与个别淫狐、恶狐形成美丑对比,展现了蒲松龄对人性真善美的讴歌与向往。同时,美狐自身的开放特性与后期的保守观念是蒲松龄多重情感的寄托,也间接体现出《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审美趣味的复杂性。

浅论《聊斋志异》中狐女和鬼女的形象异同

《聊斋志异》中狐女和鬼女所占的篇幅比重较多,阳光明媚的狐女和凄美哀怨的鬼女两者有着不同的文化渊源,狐性和鬼性在她们身上得到诠释,但她们又具有人性,而且个性迥异。这种狐性、鬼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使狐女、鬼女的形象更加丰满深刻,而两者形象的塑造,则往往是为了满足落魄书生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不仅体现了一生穷困潦倒的蒲松龄的美好心愿,更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下文人士子的共同理想追求,也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同时也暗含了男权社会下女性地位的卑微,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女性意识的崛起。

《聊斋志异》创作心态探微——以书生与狐女的情爱故事为中心

书生与狐女的情爱故事是《聊斋志异》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不仅内容丰富,塑造的狐女形象也格外动人。从书生与狐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来看,《聊斋》中的这类情爱故事大体上包含了三种模式,即:一男一女之爱、一男二女之爱、知己之爱。这类故事中的狐女不仅具有人类女子的聪慧美貌、温柔体贴,往往还身怀异能,既能为书生消除书斋中的孤寂,还可以为他们带来财富和名利,为他们祛除灾祸。小说中的狐精故事充满了理想色彩,在这些狐女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是作者创作心态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