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

民国时期哥老会研究的重要论著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哥老会叙事的索引派和史料派等若干方面,可以进一步地理解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这些故事的讲述,证明了在哥老会的故事中,有着大量霍布斯鲍姆概念中的“传统的发明”,但是历史显然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维系紧密关系的纽带。就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有多少依据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却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的问题。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解读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拉克伯里的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并对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拉克伯里对《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的各种新奇解说,直接影响到晚清民国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走向。国粹派对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真实性”的各种发挥,不断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增添了诸多错讹和混乱。

关于炎黄传说的历史研究

炎帝和黄帝,是上古传说中的伟人。《史记·五帝本纪》为什么以黄帝开篇,为什么把炎帝置于黄帝的背景之中?归纳相关古代文献可知,炎帝代表农业发明,黄帝代表国家创立,这一观点,分明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论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考古学界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学者排斥炎黄传说与中国文明起源相关。而炎黄的古代文献记载证明,在古代中国文献中,确有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学说。这个学说的存在,与考古学先有农业后有国家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证明这个学说具有合理性。中华文明起源的学术研究路径众多,考古学担任重要角色,但绝非唯一路径。

根在东方:匈牙利“鞑靼传说”中的选择性历史记忆

匈牙利人的起源传说对后来产生的“鞑靼传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匈牙利民间流传的“鞑靼传说”源于“蒙古征匈牙利之役”。但它选择性地反映了历史,淡化了这次战争的侵略性、创伤性,甚至被重构成进行价值观教育的一般历史记忆。这是因为,匈牙利人认为他们与历史上匈奴人或东方的亚洲人具有血缘关系。这种根基性历史记忆与创伤性的次历史记忆相互矛盾,产出选择性历史记忆。“鞑靼传说”作为友好的选择性历史记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共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民心基础。

大理白族火把节起源传说中的内地化倾向研究

火把节,古称“星回节”,是流行于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各民族火把节起源传说不尽相同,流行于大理白族中的主要有三种:诸葛亮说,慈善夫人说,阿南说。大理白族火把节起源传说的流传与演变,揭示了古代大理在政治认同、思想观念、文化心理上深厚的内地化倾向,也反映出云南地区与内地建立的多元联系,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主流文化在社会价值理念的塑造中强大的渗透力与改造能力。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地海传奇》中的人龙同体书写

厄休拉·勒古恩在《地海传奇》中打破了西方奇幻文学关于龙的叙事传统,创新性地构建了“人龙同源”的设定,并塑造了恬哈弩和伊芮安两个亦龙亦人的女性角色,她们共同呈现出本质的双重性、社会的他者建构和同时作为自然与女性的反抗性。无论是出于本质主义还是建构主义的角度,《地海传奇》中人龙同体的女性书写都深刻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涵,为生态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浅论汉族的起源

汉族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生活在中国南方的汉族与中国北方的汉族,在生产生活、习俗文化,甚至在体貌、方言等方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共同尊奉着炎帝和黄帝为自己的始祖,自称是"炎黄子孙";他们以传说中的"龙",作为祖先崇拜的图腾,称呼自己是"龙的传人";他们不无自豪地承认自己是汉族。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有关传说做科学的分析,可以窥测到传说时代汉族先民的多元起源,及其初始的族体就是由滨海和湖泽地区的渔猎者、沿江河流域拓展的农耕者、从半农半牧转入定居的农耕者,以及从狩猎过渡成的农耕者融会而成,并且共同步入稳持发展的农耕经济文化。这也许就是汉族能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分布广泛民族的根本原因。

满族说部《恩切布库》与《乌布西奔妈妈》比较研究

满族说部《恩切布库》与《乌布西奔妈妈》是满—通古斯语族著名的上古史诗,它们都讲述了女神带领族人建立文明社会的艰辛历程,反映了满族先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通过对两部史诗的比较研究,能够清晰地辨识两位女神不同的性格特征,更能透视出史诗所反映的深刻文化内涵。

唐璜传说与《塞维亚的荡子》

唐璜传说是西方文学中一个永恒的母题,400年来一直被常写不衰。然而关于唐璜传说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一般人都相信唐璜的故事最初源于口头传说,但真正成为后世文学源头的,却是西班牙作家蒂尔索的剧本《塞维亚的荡子》。这个剧本第一次将唐璜这个人物与传说中的故事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第一次塑造出了唐璜这个浪荡子的形象。与此同时,它还为后世以唐璜传说为题材的作品建立起了主要人物的主导性格以及戏剧事件发展的总体模式。

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以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传统与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的联系为切入点,并把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置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中进行探源,指出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脱胎于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与早期原始先民树木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其思想根源为万物有灵论思想。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传承的动机在于重建当代社会与神话传承的联系,利用象征——民族神话、图腾物来神化本氏族的起源,在其发展历程中,既保留原有文化传统,又大量吸收和借鉴北方草原民族神话元素,给自己增添了文化内涵和时代韵律,为族源传说的传承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对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或文化的传承与保留以及重建蒙古族族源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藏族关于自身族源之传说的宗教人类学阐释

关于藏族的起源有三种说法,其源流明显属于两种传说系统:一种是佛教的,一种是苯教的。透过这层宗教的迷雾,可以看出远古西藏高原形成和人类活动的雏形和规模,它与现代地质科学结论和人类学者、考古学者的论证惊人的接近,并为今日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所证实。从这个角度去探讨藏民族的起源问题,许多难解、费解之谜,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蓬莱仙话探源

蓬莱仙话的源头,是我国东部海滨地区以"蓬莱山"为中心的"大人"传说,它的产生与海市蜃楼现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根据《论语》、《孟子》等相关文献记载,结合当时齐地神仙说颇为盛行的背景,通过考证分析,可知早在春秋晚期蓬莱仙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

清始祖发祥地传说研究的反思

清始祖部落集团发祥地,向有多说。《旧满洲档》满文原档公布后,又出现发祥黑龙江北岸江东六十四屯说。此说十分风行,几成定论,然而现在回顾与反省起来此说却不是事实。作者在80年代初,曾对《旧满洲档》满文进行了解读,发现三仙女沐浴的布儿湖里泊满文bulhur i omo,为“水冒出湖”之意,从而认定布儿湖里泊即是今镜泊湖,清始祖部落集团就是发祥于这一带,并非发祥于江东六十四屯。清始祖神话折射地反映出,满洲主体建州女真发源于长白山及其东北部,后北移到牡丹江口,元初形成斡朵怜部和胡里改部,他们就是建州女真斡朵里部和火儿阿部的两个母体。

伏牛山文化圈与中国文明起源探索之一:汉字起源探索

伏牛山文化圈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有三种:八卦造字说、河图洛书说、仓颉造字说;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现证明,伏牛山文化圈与汉字起源相关的早期刻符非常丰富。伏牛山文化圈远古刻符演进的脉络完整清晰:符号性质由人类最早的刻符开始,逐渐演进为特定记事性质的刻符,类似甲骨文字风格的刻符,部分进入商代甲骨文字系统的刻符,并与成系统的成熟的殷商甲骨文字相衔接。伏牛山文化圈是汉字的发源地之一。

论回族族源传说的基本结构

用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比较六个回族族源的传说叙事结构,来探究回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尝试。多数文本的叙事结构一致性,沿着“唐王梦见回回(梦)———大臣圆梦,邀请回回(圆梦)———回回来华,辅助唐朝(请求贤士)———回回想家,唐王给他们娶亲,以求定居(人种和文化的交流)”的顺序来表述。在对不同传说对文化元素组合关系运用的共同性的讨论中,多个文本均是以回回/汉人、伊斯兰教/多神信仰、通婚/不通婚等三对基本的二元对立的关系组合来叙事,这正是回族日常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深层结构。

台湾原住民始祖神话的文化史线索

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始祖神话十分丰富,从岛外的大陆、海洋起源,到岛内的山地、洞穴、平原起源,并伴随着石头、树木、竹林、葫芦、蛇、虫等图腾,是族群历史模糊化的集体记忆与万物有灵的原住宗教心理糅合的产物。各族群的始祖神话有一定的共性,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体现了原住民文化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岛外起源始祖神话的普遍性,体现了原住民的外来文化特征。始祖神话的多样性和分层性,反映了原住民起源的多元性和族群迁徙的历史过程。

屈原《河伯》祀主探源

屈原《河伯》一般被认为是祭祀黄河水神的篇章,但对其祀主的理解却各执己见,难于定论。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甄别分析,人们不难发现后世对先祖神的祭祀包含着民族发展的文化根源性,它是在种族迁徙与融合中难以割舍的民族记忆,这种族源性是代代相传,在模糊的传说中逐渐放大先祖的功绩与光芒,进而景仰和崇拜的结果。因此,屈原《河伯》应是以河伯族人的先祖为原型载体,在楚地风俗的基础上杂糅神话和史实而形成的祭歌,其祀主即是河伯族先祖。

萨满教猫头鹰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蒙古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本文以萨满教猫头鹰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的联系为切入点,对蒙古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的起源进行探讨,并通过对蒙古与其它北方少数民族猫头鹰始祖型族源传说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并指出猫头鹰以始祖或守护神的形象出现于族源传说是与萨满教信仰中的猫头鹰能害恶灵的观念相联系,而且族源传说中的"鸟和树"母题与萨满传说中的"鸟和树"母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牛郎织女传说源地探微

为探明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问题,论文通过概要分析我国已有的十余处源地的逻辑论证特征,综合历史文献与牛女传说发展演变过程以及西汉武帝修筑昆明池和牛郎织女石像的历史背景,指出西安市长安区斗门才是牛郎织女传说的真正发源地。

论白马藏族族源记忆与传说——以陇南为例

白马藏族的族源记忆与传说比其神话的出现要晚,一些传说追溯了远古先祖通过艰难的迁徙得以使族群存留下来的历史过程。白马藏族以传说映现了他们民族的集体想象,不断实现着他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着其族群意识和认同感,其中的人物传说、地方风物传说、动物传说是主要种类和存在形式,它们多用奇妙的幻想、超自然的形象、神奇变化的手法并经口头辗转加工创作而成,因而形成很多奇特生动的情节,大大增强了趣味性和文学性。这些传说结合叙述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以十分明显的地方性、民族性引人入胜。从而已成为多姿多态而又独具特色的中国民间传说品种之一,至今还具有重要的文学、民族学、民俗学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