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

民国时期哥老会研究的重要论著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哥老会叙事的索引派和史料派等若干方面,可以进一步地理解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这些故事的讲述,证明了在哥老会的故事中,有着大量霍布斯鲍姆概念中的“传统的发明”,但是历史显然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维系紧密关系的纽带。就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有多少依据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却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的问题。

The Myths behind Flower Names

The Greek term for flower is Chloris. It is derived from the name of the Chloris, the goddess of vegetation, in Greek mythology, reasonably so, if we consider the great number of mythological tales linked to flowers of the Greek flowers. The use of flowers was widespread in Greece from time immemorial, since flowers are so important to us from the moment we are born.Flow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ythology. As they morph from bud to bloom to faded and wilted petals, they assume various meanings linked to youth, life and death.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goddesses and legends, and are often attributed with certain powers and symbolism.

神性与人性的对话——藏族和古希腊关于人类起源神话之比较

藏族和古希腊关于人类起源神话都反映了“神造人”的世界性母题,体现了早期先民们对自身起源之谜的大胆探索,充满了神奇瑰丽的想象和创造精神;另外,二者都揭示了劳动与人类产生之间的密切关系,透露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作为不同文化的产物,藏族人类起源神话带有最素朴的唯物色彩,但已有后期佛教思想明显改造的痕迹,其“善”与“恶”对立统一的二元论思想构成了藏族文化哲学思维的基础;古希腊人类起源神话带有强烈的抗争精神,其精髓是西方“渎神”精神、悲剧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彝族史诗《梅葛》、《查姆》中人类起源与灾难神话研究

人类起源与洪水灾难人类再生的神话故事是一个世界性的母题,许多民族都有此类神话传说。彝族也有人类起源与洪水灾难人类再生的神话故事,其母题与其他民族大同小异,这些神话大多保存在彝族的宗教经典中,成为彝族宗教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宗教或道德权威对人们进行宗教及道德教化或惩罚的神圣权威话语的依据,渗透了浓郁的原始宗教气息和强烈的彝族传统道德意识。

论傣族谷物神话与谷物祭祀

对傣族的谷物起源神话、季节起源神话和耕作神话进行较详细的记录和比较,分析了谷物神话与傣族农业祭祀的关系。

论文明起源研究的神话历史模式

作为新史学特定时期的产物,神话历史的内涵与历史概念的改变密切相关。神话历史这一概念将神话视为历史的叙述性起源,进而消解了神话与历史之间的根本对立。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神话历史模式探讨的核心问题为神话如何进入历史,其旨趣在于探究神话在文明生成进程中具有的塑造性功用。在该模式下,多数研究者达成了一种共识:作为元历史的神话是历史发生的叙述性动力机制。

鱼尾狮神话:新加坡后殖民诗歌典范

新加坡华文与英文诗人、作家在其作品中建构了鱼尾狮(m erlion)神话———新加坡的原创神话。作者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与欲望认同建构其神话时,赋予不相似的文化符号。书写神话,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民族身份的认同的投影、国民性或社会形态的意象。而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作家书写的新加坡的鱼尾狮,都说明某些东西如何形成和存在,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创造国族的认同身份。

中华原始文化: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中华民族精神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萌芽于中华原始文化。那些被后来思想家或理论家所阐释或提倡的自强不息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发明创造精神,厚生爱民意识,伦理道德意识,注重血缘亲情、讲究家庭伦理,敬畏生命与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品格,以及和谐礼让、尚中精神等,已经孕育在原始神话传说、原始宗教和原始礼乐等中华原始文化之中。中华原始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逻辑起点。

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以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传统与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的联系为切入点,并把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置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中进行探源,指出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脱胎于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与早期原始先民树木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其思想根源为万物有灵论思想。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传承的动机在于重建当代社会与神话传承的联系,利用象征——民族神话、图腾物来神化本氏族的起源,在其发展历程中,既保留原有文化传统,又大量吸收和借鉴北方草原民族神话元素,给自己增添了文化内涵和时代韵律,为族源传说的传承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对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或文化的传承与保留以及重建蒙古族族源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异域文化与地理发现——希腊神话起源中的二元融合

希腊神话是希腊遗产中的核心成分,是西方文学艺术的开端和土壤。随着现代研究和地中海地区的考古发现,希腊神话的起源过程变得越来越清晰。神话并非希腊人闭门造车的无稽幻想,而是在他们与其他文化发生接触时受其影响,并在寻找海外拓居地的过程中受地理发现的激发而孕育产生的。早期神话的出现与埃维厄人的航海和开拓经历密不可分。埃维厄人将他们在近东等异域文化中听到的故事与其在海外各地见到的地理特征通过神话的形式联系起来,试图给那些奇特的地形地貌和自然力量作出解释,从而形成了希腊神话中关于创世和诸神的核心故事。

中国上古神话中神族谱系探源

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据和探源，试图勾勒出中国远古神话一个粗略的神族谱系。文章重点考察了远古神话中炎帝和黄帝两大帝王神系，并以此为核心，上溯至太白皋和少昊的太阳神族，下延至开启中华文明的大禹神。同时，对与炎、黄帝系有关的女娲神话、盘古神话、羿射日神话，以及有关少数民族神话也做了相应的考察。

论神话对儿童教育的意义

神话体现的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具有相似性,因此神话对儿童具有教育功能。神话在引发儿童阅读兴趣,培养儿童想象力的同时,还能够培养儿童良好的品德。

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

本文引用大量中韩文献史料论证韩国古辰韩居民是楚国的罗氏、卢戎之后裔,他们是在秦朝末年跟随着方士韩终到的韩国。檀君神话是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出现的,韩终可能就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新罗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神话中融进了大量中国楚文化的色彩。事实说明,韩国文化主流与中国楚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略论藏族神话的类型与表现形式

文章从藏族神话资料入手,依照文化发生学角度分类阐释分析了藏族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生产劳动神话和造神神话的各自特点及其演变过程。

从神话到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女娲原型

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入手 ,结合女性主义批评去解读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深刻内涵 ,即回溯到更原始更深层的传统文化中 ,并进而寻求它的当代状态 ,可以打通神话和现代的界线 ,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和象征性的置换形式 ,从而揭示出蕴含其中的更深层厚重、更具概括性的典型意义。女娲原型集中体现了创造与牺牲统合的女性特质。远古时期 ,女性在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两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女性这一特质。男女两性作家在回溯这一原型时 ,呈现出性别上的差异。

《西游记》对原始神话生态意象的承续与发展

《西游记》是中国再生型神话的巅峰之作,在其瑰丽神奇的神话境界中,多处可见中国远古原始神话"人兽合一"、"自然化人"、"人化自然"等生态意象的影子,但它又对原始神话的生态意象进行了拓展,完成了再生型神话从形态到意蕴的转身与裂变,展现出作者独特而又深嵌于中国文化之中的自然观。

满族人类起源神话母题探析

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语言艺术,通过一系列母题保留了古老的文化记忆。满族神话中呈现的造人、生人、化生人、变形为人、婚配生人、感生人以及人类再生等人类起源母题,反映出满族人类起源神话母题的丰富类型及其多元叙事特征,同时也显示出诸多人类起源母题共性、个性和互文性。通过对相关母题数据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感知满族人类起源神话母题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

韩国文化与楚文化渊源关系再探──兼谈氐羌、巴文化的渗入

本文是《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的续篇,通过楚辞大禹神话与韩国开国神话的比较,分析氐羌、巴文化对楚文化的渗入。文章认为:中国汉江的源头有两处,一为“太白”,二为“三危”一带。三危是三苗、氐羌、巴人活动之地,楚国卢戎源自三危,卢戎和罗氏的一支渡海迁徙到辰韩,新罗在辰韩基础上建国,新罗文化是韩国文化主流。因而,韩国文化主流与楚文化密切相关。

生态理论视野下的狼性思考——从《狼图腾》说开去

传统的意象中,狼多是作为恶的象征,这一点同中原的农耕民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的长期冲突与对峙不无关联;《狼图腾》则从北方少数民族的族源神话中汲取了营养,平等地观照狼性,认为狼能较强地适应环境,成为生态链条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精神层面都值得人们深刻反思,并理性地思考华夏民族性格中的缺失成分,从狼性中探求其借鉴意义,这就史无前例地抬高了狼的存在价值。

屈原《河伯》祀主探源

屈原《河伯》一般被认为是祭祀黄河水神的篇章,但对其祀主的理解却各执己见,难于定论。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甄别分析,人们不难发现后世对先祖神的祭祀包含着民族发展的文化根源性,它是在种族迁徙与融合中难以割舍的民族记忆,这种族源性是代代相传,在模糊的传说中逐渐放大先祖的功绩与光芒,进而景仰和崇拜的结果。因此,屈原《河伯》应是以河伯族人的先祖为原型载体,在楚地风俗的基础上杂糅神话和史实而形成的祭歌,其祀主即是河伯族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