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航天商业化的国际损害责任制度:困境与应对

载人航天商业化的发展需要平衡外层空间的公共性和商业载人航天的私营性,国际损害责任制度对管控商业载人航天的成本和风险至关重要。国际外空法对国际损害责任进行了一般性、原则性规定,部分航天国家在国内法中对商业载人航天的损害责任予以明确。基于外空领域的现有责任规则,构建国际损害责任制度面临着责任主体和索赔主体不明、过失作为例外要件存在不合理、国际保险标准难统一、责任分配制度待完善的困境。对此,可考虑通过关联性确认责任主体和索赔主体、对损害统一适用绝对责任、引入强制责任保险、形成双重责任制度,为国家载人航天商业化发展提供制度构建思路;同时,促进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领域的进一步实现。

外空武装冲突中的军事目标原则:内涵重构、适用挑战及我国的因应

军事目标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判断目标物体可否作为合法攻击对象的法律基准。在外空武装冲突的背景下,军事目标可以初步阐释为“只限于由于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对外空军事行动有实际贡献,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部或部分毁坏、缴获或失去效用提供明确的军事利益的物体。”在实践中,外空武装冲突的特点使得军事目标原则在具体适用时面临诸多困境,比如缺乏科学技术和法律手段识别外空物体的性质和功能、大部分外空物体都面临受到军事攻击的风险、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存在冲突等。我国需要结合军事目标原则的适用情况和产生的问题,妥善发展本国的外空军事力量,重视维护本国外空设备的安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推动外空安全治理进程。

空间碎片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空间碎片是散布在近地轨道和同步轨道上的非功能性人造物体包括其碎片和零件的总称。随着对空间碎片的了解的加深,相关的法律问题也应加以探讨。对空间碎片的概念、特征进行研究,探讨空间碎片与空间物体的关系,对空间碎片的损害赔偿提出见解。

美国《外空防务战略》对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的影响分析

外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精准研判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态势是及时应对外空挑战、维系外空战略均衡的重要前提。美国国防部2020年发布的《外空防务战略》体现出的美国“外空领先、外空优先、外空霸权”思维,及其将中俄列为外空首要“威胁”和“对手”的定位,必将进一步恶化大国间的外空关系,同时加快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方式、内容融合化和纵深化的进程。中美同为航天大国,其外空国际规则立场既有分歧也有趋同。目前,分歧主要体现在外空安全、外空军控规则解释和制定领域。该《战略》极有可能激化已有的关于空间碎片、透明度等规则的分歧,美国继而可能提出具体的“负责任外空行为守则”“外空军事行为准则”等倡议,并正式开启有关外空自卫权、外空武装冲突法的讨论,加快外空军控规则由“物控”向“行为控”转变的进程,推动外空国际规则博弈朝向“全方位、多领域”发展。

论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国

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国是指依《登记公约》进行登记的一个发射国。当存在多个发射国时,应当共同决定登记国。在无法达成一致时,应按照一定的规则确定登记国。如果外层空间物体所有权转移给其他发射国,可以进行变更登记;如果转移给非发射国,则不能由非发射国进行登记,但非发射国可以对外层空间物体行使管辖权或控制权。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对登记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

论私人也应作为外空物体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根据公约,外空物体损害赔偿责任主体是国家。将国家作为赔偿的责任主体,主要是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家具备赔偿的经济实力,二是可以因此使国家加强对发射活动的监督和管理。但实践中却可能遇到难以确定发射国的情况而使受害人面临索赔的困境。就是说,公约采取的是"国家负责"的索赔模式。笔者认为这样的模式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并主张将私人发射者也列为赔偿责任主体,同时不排除国家的责任,应当允许受害人选择赔偿主体,在该私人主体没有能力赔偿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继续要求发射国作为国家主体进行赔偿,这个可以称为"连带责任"的模式。这种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受害人的救济和补偿。

论《开普敦公约》项下的空间资产概念

空间资产这一与航天产业融资人担保权益密切相关的关键概念首次由2001年《开普敦公约》引入,并在2012年《空间资产议定书》中详细定义。通过细考空间资产的定义与范围,比较其与联合国诸外空条约中空间物体的区别与联系,可以认为,公约项下空间资产的界定方式具备实践优势,在扩展可能涵盖之资产范围的同时避开了尚无定论的外层空间划界争议,但《空间资产议定书》于特定情形下延伸适用至航空器标的物的规定存在缺陷,可能引起规则适用上的不确定性。此外,空间资产在立法导向、价值考量与界定方式上区别于空间物体,且在范围上与后者存在部分重合。对空间资产概念的分析与考察有助于准确理解其对现行外层空间法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航空航天物体之概念与性质研究

自1995年以来,航空航天物体的相关法律问题一直是联合国外空委下属的法律小组委员会讨论的重点。根据各国对法律小组委员会发出的调查表中所涉问题的答复,对其概念、特征和性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外空物体的法律定义问题

现有的国际外层空间法尚无外空物体的法律定义,外空物体在学术界的论述中也存在着分歧。我国已成为载人进入外层空间的少数国家之一,但对外层空间法的研究相对滞后,尽管我国已经发射了多颗卫星和载人飞船,但对外空物体的阐述不多。这种状况与我国空间活动大国的地位极不相适应。本文试图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外空物体的法律定义,以期带动外层空间法的研究。

外层空间物体登记制度的立法问题

联合国大会第1721B(ⅩⅥ)号决议和《登记公约》分别确立了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自愿登记和强制登记制度。随着外空活动的日益频繁和参与主体的增加,联合国大会出台的第62/101号决议为各国制定空间物体登记制度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指导和建议。面对当下空间物体登记制度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我国应当在现有的国家登记制度和实践基础上,并考虑到联合国大会第68/74号决议中关于国家空间立法的建议,在国家航天立法中加入空间物体登记的原则性规定。并在后续的立法论证中充分考虑到当下热门的国际空间法议题,实现国家登记制度与国际登记制度的有机衔接,确保我国更多地参与外空事务的治理和外空治理规则的制定。

近地天体防御的合法性分析

人类航天科技的发展,为实施近地天体防御提供了可能。尽管在技术层面切实可行,但在国际法律框架下,实施近地天体防御是否合法,尚不明确。本文主要从防御主体、防御技术手段两方面分析近地天体防御的合法性问题。首先,国家、国际组织、私人实体在航天活动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从《联合国宪章》、《外空条约》第6条和第13条规定看,具备参与实施近地天体防御的主体资格;其次,从防御技术手段来看,对于激光、动能撞击器等技术,《外空条约》第4条为这些技术的使用留有余地。最具争议的是核爆装置可否作为防御手段,本文通过分析《联合国宪章》第103条与《外空条约》第4条的关系以及禁核试验相关条约的"例外规定",认为核爆装置能够用于近地天体防御;再次,从表面上看外空军控和实施近地天体防御似乎相互矛盾,但实际上,随着外空军控从"外空无军"向"外空限军"的理念转变、从"物控"向"行为控"的模式转变,近地天体防御反而将对其产生积极影响;最后,本文从技术与政策角度,为我国现阶段如何应对近地天体防御提出些许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