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走向融合: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四种形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是中外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通过上述理论视域对人类社会漫长发展历史进行审视观照,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由冲突对抗逐步走向协调和解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出现了四种对应的形态,即远古时期听命于自然的“自然中心主义”,农业时期依存于自然的“天地与我并生”,工业化时期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信息化时期尊重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中庸》天人思想及人的主体化意义

“天”与“性”的定义及其内在联系阐释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思想,其在不同时期的嬗变同时也反映着人区别于动物,作为社会化的人这一主体化意识的崛起。“天命”在逐渐道德化、义理化的过程中开始与每一个人的本质都有了普遍性关联,人的主体性也随之有了新的意义,一方面人性论有了天命的基础,另一方面,天命又具有了普遍、现实、生命的表现。天人关系的重构意味着人不再为“天”的附庸,人类从自然界中实现自我剥离,其中透露着高度的思想自觉,即所谓人之所以为人的思想自觉所在。

“天人相应”视域中的汉藏医文化渊流关系阐释

汉医与藏医在“天人相应”思想的关照下,在独立传承、相互借鉴、相互勾连的过程中,在文化要素上呈现出诸多勾连,具体表现在“天人相应”思想在二者文化起源(生活与巫术)、思维方式(经验思维与意象思维)、诊疗方法、用药等方面的映现,并在病因病机、养生指导、医生医德等方面呈现出互通之处。从汉医和藏医文化交集的历史上足见汉医和藏医的渊流关系,中华各民族千百年的发展进程,是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共同建设文明团结、和谐美丽生存环境的过程。从汉医和藏医文化交集的历史上,足见汉医和藏医皆为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地理空间内在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并通过地方性知识生成了主体共性共在下的差异化医学知识谱系。

信仰、仪式与天人之际——董仲舒论祭礼

祭礼是传统中国信仰生活的核心承载形式,其政教效能为董仲舒所关注。郊祀在祭礼中地位最尊,是王朝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极力论证郊祀绝不可废,认为《春秋》不因丧废郊,足见祭天的重要性超越一切现实政治事务,他更以周、秦二代兴衰之对比,将郊祀礼理解为子对父的孝道侍奉,在强调天之神圣权威的同时,将之纳入儒家之德行与教化理论系统,在人文理性的价值秩序中为其奠立必不可废的道义根基。董仲舒之宗庙四祭说代表汉儒对古传礼仪的典型诠释方案。其祭祀思想中最富于汉代思想特色者,是阴阳观念的大量运用。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贵阳贱阴与阴阳中和两种观念实并行不悖,这一点也成为汉以后中国哲学理解阴阳关系的主导模式。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现代话语体系研究

席卷全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管理活动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促使管理理论必须随之创新。相对而言,天人相分的西方传统管理哲学思想长于建构“有为”管理体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为提高工业企业效率贡献了西方方案;“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长于建构“无为”管理体系,必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绽放异彩,为世界管理学贡献中国智慧。本文通过梳理东西方哲学分野,分析了建立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现代话语体系的必然性、实践路径及其理论升华的思路。

明代士人的秩序追求与探索心态——以灾害解读为视角

灾害是传统的政治文化符号,常被明人借之以解读政治社会秩序和人与自然关系。明代士人对各类灾害的解读,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无奈情绪,也寄托了调整合理的政治秩序、维护儒家传统道德秩序和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等多种内心夙愿。以灾为镜像的时代认知方式,不仅为明人积极诠释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提供展现平台,还推进了对人性论的阐发和思考进程。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人地关系的科学演进

人地关系理论研究始终是地理学研究的重大核心领域和内容。纵观人地关系的科学发展历程,从古代人类被动占很大成分、带有古朴辩证法特征的“天人合一”,到现在具有完善唯物辩证法的“可持续发展”,经历了巨大的物质和意识变革。未来人地关系发展趋势,是以人类的科学主观能动性为其最大特征的人地逐渐趋向融合的“人地共生”。

传统和合思想本质含义探析

和合思想是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客观、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含义,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以实证的方法对传统和合思想的含义进行考证分析。并指出,传统和合思想围绕着两个核心范畴(即天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来展开它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又综合地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学派之中。

对乔治·赫伯特诗歌中人神关系的解析

乔治.赫伯特于1633年出版了诗集《圣殿》,自此享有很高的声誉。赫伯特诗歌中所传达的一种无所不在的基督精神吸引了各个时代的读者。在这部诗集中,赫伯特以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他心中的人神关系。他突出强调了物质世界——人——上帝之间的等级关系,人从肉体到精神的成长历程,以及人从诞生到堕落再到复活的过程,从而体现了上帝的仁慈之心。

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由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产生了违背古代思想传统的理解。一是把天人关系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二是否定天与人的根本区分以及天人关系中天的主导地位。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却不是这样的。本文通过对《吕刑》和《国语》中有关绝地天通的阐释来说明这一点。本文认为,绝地天通对于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有着奠基性意义。

天人关系新论——先秦“天”的观念演进及儒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西周春秋时期,“天”的神秘色彩淡化,“天命”观逐渐被带有客观性和伦理性的“天道”观所代替。“人”从“天”的威势中解放出来,“人道”上升到与“天道”并列的位置。儒家又顺应这一趋势,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论,并把“天人关系”的主题定在“人道”上。儒家为“人道”制定了“中庸”的目标和“礼”的行动指南。

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讨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类面临生存困境。消除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指出,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为实现"人类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人类必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必须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深入地支配人们的生产行为以及预测可能引起的比较长远的社会影响;必须协调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关系;必须认识到私有制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从而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阐述对于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深化认识可持续发展理论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是我们解决生态问题的行动指南。

中国哲学天人关系论的考察与理解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关系论是关于人与宇宙自然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思考。天人关系论随着时代的演变有多种形态和基本命题,展现了特殊的哲学问题意识和人与自然的对立调和的文化精神。这样的哲学思维具有现代的价值与意义。

汉字构形与中国古代的天人观

天人观是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先秦时期开始,对天人关系的相关论述就已蔚为大观。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则蕴含着更为古老的造字时代的天人观念,早期先民的这些朴素认识,是后世成体系的哲学思想的早期渊源。从古文字构形的角度梳理天人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生命力。

天人之际:中唐时期的“天论”与诗歌转型——以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为例

"天人关系"是中唐儒学转型的核心话题之一,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天论"推进了中唐的儒学转型,也深度影响了中唐的诗文转型。韩愈、柳宗元与刘禹锡之诗文的风格差异,其理论基础正在于不同的天人之论。"天人"关系的变化刺激了中唐儒者的诗文书写,题材的拓展、语词的创新、风格的多样以及意象的怪奇让诗文变革的时代异彩纷呈。但是张弛有道的文学同样也要回归平衡。伴随宋儒重建天人关系过程的完成,一个新的天人模式下的宋型文学也逐步确立了迥异于唐型文学的崭新风格。

论中国原始宗教天人观向哲学天人观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天道与人道历来是哲学家们提及并多有争论的问题。有的侧重天道,有的侧重人道,有的主张"天人合一"。由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天命观发展到"天道"、"人道"论,并进一步发展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天人合一"观,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周初至春秋天命观中的“德”与“道”

与殷人的迷信相比,周人在认识"天"、追求"天命"的方式上更为理性,通过关注人事来把握天命。周初统治者认为"天命有德",在人事上提倡修"德"。春秋时期的社会剧变,使人们对于"德"与"天命"的关系提出质疑,于是提出了"道"。但是,现实中政治斗争的胜利不完全取决于"有道"或"无道",而是由实力决定的,这愈发促使人们从追求天命的理想中转而关注现实社会。

《尚书》中的天人关系新探

《尚书》的天人关系思想是中国天人关系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内涵丰富而深刻,对后世影响也极大;同时,它也是《尚书》历史思想的重要源头。《尚书》的"天"或"帝"等至上神并不具有"创世"和"完全的人格神"特征;"人"在《尚书》中的天人关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天子"在《尚书》中的本义是"天之元子"而非"天之独子",但是后者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取代了前者。《尚书》中的天人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印记。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