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辅助包装外观设计

通过对传统包装外观设计方法的分析与评价,综合近年来计算机图形学的最新发展技术,给出了一个计算机辅助包装外观设计系统的模型及其实现方法。

对外援助、出口网络与企业出口目的国边际扩张

基于2007—2013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和AidData数据,本文考察了出口网络和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目的国边际扩张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以往的出口网络会引导企业新进入出口目的国的方向,而政府的对外援助能放大出口网络的作用,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那些与其出口网络相近的受援国。区分不同类型的出口行为发现,出口网络和对外援助对存在边际扩张的企业的持续性出口和试探性出口行为都有显著影响,但在网络和援助的协同作用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市场中建立持续性的出口关系。最后,本文发现,出口网络的导流作用会促使新出口商以更低的价格和更低的质量进入目标国,但对外援助可以部分缓解出口网络的负面作用。

对外援助、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视角,利用2004-2017年跨国数据分析对外援助、受援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敲门砖”和“助推器”,中国以发展援助作为政策工具引导对高风险国家的直接投资,利用对外援助为受援国提供公共产品。制度质量对援助促进受援国获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存在异质性,其中受援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对于援助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腐败控制、法治程度和政府工作效率会降低援助对中国投资的拉动效果。

对外援助、制度质量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视角,利用2003-2014年跨国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系统地分析对外援助、受援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若不考虑制度因素,对外援助是我国海外投资的"先锋队",对受援国援助增加1%约能带动我国对受援国投资增长5.8%。若考虑制度因素,受援国腐败控制并不影响援助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政府运行效率、法制水平会正向影响援助的先锋作用。从不同援助类型看,腐败控制、政府运行效率和法制水平正向影响经济基础设施援助的"先锋作用",对社会基础设施援助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而生产部门援助之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在政府运行效率和法制水平影响下十分明显,非生产部门援助效应仅在腐败控制和政府运行效率影响下显著为正。

对非援助会减轻腐败对投资的“摩擦效应”吗——兼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经贸合作策略

提升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其中对非援助和对非直接投资是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两大核心。本文采用2002—2013年47个非洲国家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腐败的内生性以及使用全球清廉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和2SLS方法,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和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非洲国家的腐败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具有"摩擦效应",不存在"润滑效应";(2)中国对非援助通过"基础设施效应"尤其是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样本回归显示,中国对非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能有效减轻东道国腐败对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生产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援助对直接投资的直接促进作用和间接效应均不明显。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样本和利用投资项目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仍然得到稳健性结论。

中国对非援助、直接投资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

中国对非援助积极贯彻联合国2005年提出的"促贸援助",通过对非援助帮助非洲发展贸易,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基于对外援助与OFDI对出口升级联系机制的分析,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皆有利于非洲出口总额增加,其中中国对非援助有利于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出口工艺升级,而对非直接投资则有利于非洲工艺、产品和功能三个维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且当前中国对非援助与OFDI对非洲出口升级的边际效应仍处于互补阶段。

对外援助能促进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吗?——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使用由多个数据库链接的微观数据,对中国对外援助能否促进中国企业的能源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决策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在东道国的援助活动显著增大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能源OFDI的概率,且当年援助的投资促进效应大于累计援助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表现稳健;进一步检验中,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能源OFDI的促进效应在援助形式、用途和国家类别上存在广泛异质性,其中复合化和高级化的援助形式如技术援助和出口信贷,直接用于经济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发展、东道国政府财政的援助,以及援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能激发中国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促进效应。本文为中国对外援助能够带动中国能源OFDI提供了直接的微观证据,也为如何发挥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驱动效应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阿基米德杠杆”:贸易、合作与援助

如何利用贸易、合作与援助的先行优势,推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当下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本文考察了先行贸易、对外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ODI区位选址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合作对企业ODI的引导作用最强,贸易次之,援助最弱;引入制度距离分组,贸易与合作对企业ODI的促进作用在两组样本下基本接近,而援助则只有在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才显著;对不同类型援助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与中国制度距离比较近的国家,提供资金与提供技术都能够为ODI带来正的影响,但前者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肯定了贸易、合作与援助对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的促进作用。

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发展迅速,随之而来国内和西方舆论分别出现了关于"纯粹慈善行为"和"新殖民主义"的质疑。本文试图通过厘清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对以上言论进行驳斥。本文将援助纳入受援国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预算以及将政府治理能力纳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情景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0—2014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全球治理指数WGI"等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对非援助能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的投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提高受援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等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非援助的投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发展为目的的援助、非中央企业投资、非洲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国对非援助以提高受援国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切实帮助受援国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在增强受援国投资吸引力的同时,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本文研究结果符合"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为中国未来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对外援助、空间溢出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在构建中国对外援助空间权重矩阵的基础上,文章从空间溢出这个新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援助确实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该促进作用是由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共同决定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中国对受援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援助能够改善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和增进中国与受援国的双边政治关系,从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受援国的直接投资。文章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也能够促进中国与受援国及其周边国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