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处理中禁止捆绑规则的相对化构造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6条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中的禁止捆绑规则,该条文义倾向于绝对禁止的立场,但应对该条及相关规定予以相对化构造,从而推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其评价基础为信息自决与营业自由的互动,主要适用范围是合同场景下对个人信息的商业化利用,但处理行为构成履行合同义务的必然技术要求除外。相对禁止捆绑规则应采取具体要件而非概括考量的规范模式,其构成要件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存在将同意与产品或者服务相捆绑的事实,二是不属于不应被禁止的例外。而例外性构成要件又包括两种具体下位情形:信息主体无需同意即可从同一个或者不同经营者处以可期待方式获得具有同等功能之替代性给付,或者能够以支付合理价款作为替代方式从特定经营者处获取同一种给付。基于依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确立的解释框架,即可在现行法上构造完整的相对禁止捆绑规则,其要义为“无例外不捆绑,同意违反即无效”,而信息处理者的市场力量、产品或者服务的性质等考量因素则居于辅助地位或者发挥具体化功能。据此,“某读书App案”的裁判结论得以证立,其裁判理由也得以完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法”字及其价值特征

以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字出现的频次以及出现的部分所具有的价值特征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并且结合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十一个坚持”的关键词组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进行分析,得出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政策规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又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的重要论断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的分析结论。通过文本分析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为科学和有效地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精神和政策内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导引。

整体系统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法治建构的应然逻辑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需要以法治保障作为核心论题。整体系统观作为一种聚合于传统文化、政治思想及哲学理论等诸多学科的全景化研究视角,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机理与法治建构原理予以有机统合,与黄河流域生态法治的秩序期待和构造逻辑相契合。以此为分析工具,整体系统观视域下的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向度应基于法理基础的铺陈与“良法善治”的建构两个理路展开。之于前者,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建构的法理基础以时间、理念与规范三个场域为基本构成,以纵向时间的回溯与预见、权力主义与专业主义的整合、公私法的交融为进阶呈现;之于后者,理想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法治构造应依照以下进路展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这部综合性立法为基础,对下位法进行补位与修订,建构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从提升流域治理效能的目标定位出发,以立法确立的流域协调机制为统筹,实现“环境权利—环境权力”二元架构均衡配置基础上法律实施机制的协同作用;以适度环境司法能动主义为价值遵循,塑造预防性价值为主、救济性功能为辅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体系;建立“三位一体”守法机制,推动形成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企业模范尊法、社会公众全民崇法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守法体系。

碳排放信息披露会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基于我国防范化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信息披露提升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信息披露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代理成本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以及企业所处地区法治化水平越高,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主要提高了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表现为“投机获利”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在非高碳排放行业、自愿形式披露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较严重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当完善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薪酬激励机制,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相关的法治化建设,引导企业管理层坚定绿色发展信念,立足长远,聚焦主业经营。

论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的定位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和实现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都离不开国家安全法治人才。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不仅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有力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也为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为了培养面向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和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型人才,国家安全法治人才不仅是满足国家安全法治建设需求的高层次人才,而且要成为掌握国家安全治理规律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还要遵循“德法兼修”的要求培养其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良好的人文素养,确保能够胜任各项国家安全治理工作的现实需要。此外,从学科保障角度看,培养国家安全法治人才以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法学为理论支撑,在领域法学创新理论指导下,为更好地助力于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应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法学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中的二级学科地位。

信息权保护的信息法路径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加强信息立法和信息权保护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已形成信息立法的基本框架,为不同类型的信息权保护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鉴于新型信息权的保护需要重构信息法体系,且将信息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法的条件已具备,应在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信息权保护的信息法路径,揭示其不同于其他保护路径的独特性。同时,还应基于“目标—手段”的分析框架,明晰信息法的调整目标与规制手段的关联,并结合保护与禁止、促进与限制等信息规制手段,确立信息法的主要规范类型以及信息权保护的具体路径。只有在上述具体路径中体现信息法的价值、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并贯穿信息法治的基本逻辑,才能实现各类信息权的系统保护。分析信息权保护的信息法路径,需要厘清多种“关系”和“架构”,这有助于构建更为有效的信息法体系,实现对不同信息权的全面、均衡保护,并由此推动信息法学与相关法学学科的发展。

依法治体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统筹推进中的奋进之路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中,鲜明地显现出坚持系统观念的统筹推进,是全面依法治国谋篇布局的重要原则。全面依法治体,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和在体育领域的具体体现。进入新时代的依法治体,愈益纳入依法治国法治全局的各种重大进展,表明了依法治体在依法治国统筹推进中得到的有力加强和推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全面依法治体要继续坚持统筹推进的理论思维和指导原则,既要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和要求,从加强领导和顶层设计、聚焦解决突出问题、提升部门法治作为、扩充服务的法治资源等多个方面在依法治国的再进发中乘势前行;又要在与建设体育强国和体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的协调中,在建构体育法治体系、发挥多元规范作用、保障文化与环境氛围等自身建设的协调中,不断开创统筹推进的新局面。

论生态文明建设监督问责中的统筹协调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问责领域的统筹协调,是新形势下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是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需要。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监督问责中的统筹协调,应当以法治理论为指导,并在考虑到有限理性前提下,加强容错纠错机制与生态文明建设责任追究的相互衔接。从生态文明建设权力监督典型制度出发,应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制度与责任追究相互统筹协调的法律机理,具体明确各领域权力监督与责任追究相互统筹协调的作用机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责任追究的协同机制、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与责任追究的联动机制、人大政协监督与生态文明建设责任追究的协调机制、检察监督与生态文明建设责任追究的衔接机制。

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保障信息网络安全的法治路径

保障信息网络的安全是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信息网络安全,必须始终坚持以法治统领信息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与创新,重视转变信息网络管理的法治理念,积极依法变革信息网络管理模式,坚持依法创新信息网络管理的工作方式,积极完善信息网络管理的法治机制,切实加强信息网络管理的法治建设,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信息网络安全,切实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团结进步、国家安全统一。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信息网络安全法治研究

信息与网络安全法治既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也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依法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十分必要。新时代的信息安全法治研究,必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实现信息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安全总体战略部署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安全法治研究要回顾历史,从历史成就中获取自信、总结经验,同时也要吸取历史教训。信息网络安全研究也要注重本土实践,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并进行长远谋划。

企业信息化中我国政策法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全球的信息化加快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企业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而信息化则成为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有力手段。本文简述在我国企业进行信息化建设中在政策法规方面的一些问题,并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信息化时代党内法规宣传教育的发展机遇、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党内法规宣传教育工作作为党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深受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影响,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党内法规宣传教育范围不断扩大、方式不断创新、平台不断拓展、内容覆盖全面、效果不断改善.互联网在成为党内法规宣传教育创新发展的最大增量的同时,也极易成为各类风险的传导器和放大器.必须科学认识信息化时代党内法规宣传面临的方向不稳、力度不足和缺乏专门性规定的发展难题,坚持采用党管方向、借"媒"发声、充实内容和依"需"定制的应对策略,有效应对党内法规宣传教育随意化、泛化和松散化的风险挑战.

我国整体政府思想的形成及其展开——以《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切入

法治政府建设的内涵和任务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其所蕴含的职能科学、责任政府、服务理念等与整体治理理念下的整体政府思想高度契合。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在延续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多年来追求整体政府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今后五年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内容。从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出发,对2021年《纲要》中的整体政府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对于推动2021年《纲要》全面准确实施,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

习近平法治思想以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擘画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们从全局上、整体上把握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科学指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准确把握这一工作布局的重大意义、科学方法及其所提出的重大战略实践要求,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深入统筹做好顶层设计,牢牢抓住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这两个关键,率先建成法治政府,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筑牢法治国家根基,不断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