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至上理念下刑民交叉案件的冲突与协调

刑民交叉案件立法空白为刑事处罚干扰经济纠纷打开方便之门,成为保护民营企业家、护航民营经济的痛处。民法与刑法价值功能不同,刑民交叉案件处置不当,不仅不会实现责任制度的应有价值,反而会导致民、刑两种责任相抵牾。法条竞合使同一行为有刑、民两种不同的法律评价,责任追究上的冲突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从实体法上看,法律适用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利益的冲突。民刑交叉案件审理应以实体正义为目标,以利益衡量为手段,以人民期待为检验标尺。在程序选择上,“先刑后民”的价值判断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严重制约民营经济发展;“先民后刑”的程序机制在审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时化解矛盾效果明显不佳。本文针对刑民交叉案件,提出“刑民一体”的程序机制,在保证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审判效率的同时为各个主体利益的实现保驾护航。

论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赔罚关系视角下的代表性案例分析

在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能否以及如何提起惩罚性赔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争议。食药安全刑附民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呈现政策性文件支持导向明显,而法律中直接请求权规范缺失的现状。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裁判不一。检察机关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和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是提起惩罚性赔偿的适格主体。基于惩罚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性质,惩罚性赔偿金不应与刑事罚金“竞合”,不应相互抵扣,应当缴付至专门公益基金以支持食药安全公益事业。

刑民交叉视野下犯罪认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研究

当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交叉时,判决重点在于明确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分属于不同法律的规范内容,不能相互证成。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即使存在有效合同,也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直接理由,刑法要将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进一步转化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行为违法性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民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民法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刑法与民法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对从属性原则,从属性体现在刑事违法性以前置法设定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相对性体现在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造成法益侵害的量存在区别。

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惩罚性赔偿研究

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领域具有《民法典》依据,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具有司法解释依据。但是,基于生态环境领域与公益诉讼领域并不相同,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能否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适用、是否可以与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相折抵的现实困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赔偿为前提,其规范基础和性质属性是公益与惩罚,能够弥补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不足,及时回应公益损害治理中的威慑不足,具有适用的正当性;建议利用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契机,明确其可适用于刑附民公益诉讼;侵权人在承担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后,仍需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应当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处理。

论刑民交叉案件程序冲突的协调

随着经济活动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与演变,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相互交织,在性质认定上界限难分,在诉讼程序上相互冲突,这种法律现象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关注。这种刑民交叉案件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法律事实存在竞合或牵连,进而导致两种诉讼行为在运行时互相影响,甚至形成冲突,这些诉讼行为的冲突其背后暗含着不同类型的权力(利)冲突。在处理此类问题时,要厘清基本概念,遵循诉讼规律,把握权力(利)的协调与平衡。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

由于刑法和民法的严格分野以及"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实践,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尽管司法解释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已有部分规定,但这些规定较少从民法的角度考虑本属于民法范畴的问题,因而存在严重缺陷。合同行为属于典型的私法行为,在合同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刑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合同效力的认定则应当依据《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司法鉴定涉案特征分析

目的 探讨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涉案特征.方法 对185例精神发育迟滞患者涉案的司法鉴定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本组案例以性犯罪为主（58.9％）.男性发案率较分散,依次为盗窃、强奸、伤害、抢劫、纵火等,以轻度精神发育迟滞和边缘智力为主,司法鉴定结果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女性案例以被性侵害突出,轻、中度精神发育迟滞为主,多为无性防卫能力;其次为少数的杀人和伤害等暴力犯罪.民事案件主要为民事赔偿、离婚,以轻、中度精神发育迟滞为主.结论 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以刑事案件为主,男性与女性患者各有其不同的涉案特点.

集资犯罪刑民并行处理模式之提倡——以被害人认定、救济为视角

司法实务在处理非法集资类犯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刑民交叉问题,不同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被害人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时裁判标准极不统一,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难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规定混乱是造成该类犯罪处理乱象的客观原因,非法集资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合同效力具有独立性,应直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无需依赖于刑事案件的审理,从被害人权利救济角度考察,刑民并行的裁判模式效果优于传统实践过程中刑事优先的做法。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情况分析

目的调查20年间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例的特点及发展变化趋势。方法对2001至2020年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案例的人口学资料、案件类型、医学诊断及法律能力评定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20年间鉴定案例8302例,鉴定有效案例为8228例(有效率99.1%),刑事案件4596例(55.9%),民事案件1700例(20.7%),被害和性防卫能力案件1054例(12.8%),服刑能力780例(9.5%)。其中刑事案件中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盗窃案件居前三位;民事案件中以民事行为能力及交通事故案例位居前列,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尤以近5年明显增加。医学诊断的排序为:无精神病(28.2%),精神分裂症(19.2%),器质性精神障碍(16.2%),精神发育迟滞(15.6%),双相情感障碍(6.0%),抑郁障碍(5.7%)。在评定法律能力的案例中:刑事责任能力(62.3%)、性自我防卫能力(14.0%)、民事行为能力(12.1%)位于前三位。无刑事责任能力中,精神分裂症居首位(66.7%),无行为能力中器质性精神障碍最多(74.6%),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中精神发育迟滞占71.0%,无服刑能力中精神分裂症居多(62.3%)。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7.462,P<0.001)、农民(OR=1.321,P=0.001)、个体(OR=1.873,P=0.018)、31~40岁(OR=1.281,P=0.016)、双相情感障碍(OR=1.580,P=0.005)是刑事鉴定案件的危险因素。结论目前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案件仍然是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的重点,民事案件中民事行为能力及交通事故鉴定案例明显上升,医学诊断无精神病的比例上升。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局与出路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后来居上,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案件的基本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侧重数量的考核压力和容易办理的特征使其备受基层人民检察院的青睐。我国《民事诉讼法》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法依据,当下应从规范出发型论证转向聚焦于立法权限的法理分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书不应列我国《刑事诉讼法》为法律依据,诉前公告程序必须履行,一审法院必须适用七人陪审合议庭。要破解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困境,一方面应把海洋生态环保领域的案件和诉讼标的额超出基层法院管辖上限的案件排除到基层检察院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应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与刑事被告人一致”设定为法院受理的硬性条件。

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

《刑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本是为了回应守旧大臣的批评,适应当时改革的即时之需。为此,它被定位为一部暂行章程,这导致了它简单、务实的立法风格。不过,与这种风格不协调的是,立法者又显然试图将一些时人并不熟悉的制度引入中国。《刑事民事诉讼裁判等项法律》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过程提供了线索。根据现有史料,不足以断定伍廷芳就是《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人;督抚对该草案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礼教派攻击法理派”。这次立法最终以一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终止,但是,作为法典编纂的一个失败案例,它却给后人以长久的启示。

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司法精神医学鉴定

目的探讨新时期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案例中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特征。方法将100例鉴定资料按案件性质分为刑事案件组与民事案件组,从人口学特征,案发至鉴定时间,案由,鉴定结论,病种分布,鉴定目的等方面进行回顾性对比分析。结果刑案组以男性农民多见,民案组以中年女性农民多见。案发至鉴定时间刑案组较民案组及时。病种分布:刑案组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占62%;民案组心因性精神障碍和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占65.5%。刑案组以杀人、强奸为主(70.42%);民案组以交通事故、打架、索赔为主(75.82%)。结论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是刑事案件最常见的鉴定对象;民事案件中最常见的是心因性精神障碍。应进一步完善精神损伤程度评定标准,加强法律意识和精神病知识的普与宣传教。

对“先刑后民”原则的几点质疑

“先刑后民”司法处理方式反映了当前司法活动的现状和理念,但尚存在诸多弊端。在“先刑后民”原则的制约下,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原告无法及时起诉获得主动,无法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或诉讼保全的申请;一些刑事案件久侦不破或者久审不决,导致相应的民事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等等,因此,摒弃“先刑后民”的传统做法,让刑事、民事诉讼程序相互独立,按照谁先启动谁先进行,同时启动同时进行的原则来处理是司法活动的最佳选择。

知识产权刑民交叉案件解决之“先民后刑”思路:选择理由与实施机制

"先刑后民"一直是我国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主导性原则,该原则的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一些困境。在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民事程序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刑民两种司法程序进行合理衔接与协调,建立民、刑分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以及民、刑合庭审理意义上的"先民后刑"审理机制。

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的困境及其破解

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知识产权案件。我国法院恪守"先刑后民"原则处理此类案件会遭遇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刑民级别管辖错位、刑民裁判相互冲突、刑民证据制度迥异、刑事滥诉风险增加。在处理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过程中,"先刑后民"存在诸多劣势,"先民后刑"反而独具优势。可通过遵循先民后刑的处理原则、确立刑民统一的审级制度、采用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设立并完善知识产权法院,来破解商业秘密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困境,实现商业秘密权利人和侵权人利益的平衡。

情理与法的冲突:呼唤刑事附带民事的公费辅助补偿——“马加爵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法理评析

从“马加爵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执行上可以看出,该案民事判决部分的合法性虽然能够得到证明,但是欠缺合理性;而且生效判决难以执行。显露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情理法的严重冲突。解决的办法是对附带民事赔偿采取全面赔偿的原则,并有必要建立刑事附带民事的公费辅助补偿制度。

刑民交叉研究: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是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共存于一案的案件,以解决同一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为依归。因而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既要以同一法律事实为前提,又应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必要。规范冲突范式和目的冲突范式从抽象的法秩序统一层面提出的“排除冲突”标准,有失空泛、笼统,既不能信服地回答规范冲突之问,也不能有效地开出目的冲突解决之方。只有立足于刑法与其前置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具体规范关系,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事犯罪的生成与认定机理,才能为刑民交叉问题的解决另辟理论路径,进而捍卫刑法的保障法定位,实现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界限与协同: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适用顺位辨析

目前,我国立法中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犯罪审理与破产程序衔接和协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在面对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债权人、集资受害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此类案件中,对于民刑交叉的处理,不能单一地以"先刑后民"或"民刑独立"为标准,而是遵循"民刑协同"的路径,区分非法集资企业破产案件中的民刑界限,协调推动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并进,平衡刑事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财产利益之救济,以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案件的复杂利益纠纷。

商标案件刑民交叉责任的界分步骤

司法实践对商标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与商标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缺乏统一的界分标准,影响了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准确界分商标案件的刑民交叉责任,需在定责和量责两个环节统一采取三个步骤。涉案数额因其可清晰快捷地界分刑民交叉责任,常为法官首先参考采用;判断行为是否由民转刑的重点在于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因而在定责过程中还需重点关注主观状态,以进一步界分刑民交叉责任;刑民交叉责任因并存着多重法益,考量法益平衡是最终界分刑民交叉责任的关键。刑民交叉责任的三步界分可逐步明晰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间的边界,在定责和量责全过程中不断地缩小刑民交叉责任的模糊区域,以利于法院公正裁判商标刑民交叉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