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先王遗说与春秋邦交政治

春秋时期,包括先王之制、先王之命、先王之训等在内的先王遗说在诸侯邦交领域的作用主要是调节诸侯之间关系,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维持着诸侯之间的平衡,维护着周王室的利益。只是先王所确立的种种原则逐渐不再是春秋时期各邦国所严格遵循的规范,人们对于先王遗说并非照行不移,而是通过对先王遗说的内容进行新的解释、直接从根本上否定言辞的作用、不回应先王遗说的内容这三种方式,来降低或减少先王遗说的政治影响力,从而降低先王遗说对邦交活动的影响力。先王遗说逐渐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是沦为各诸侯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但总体而言,先王遗说作为邦交政治活动合法性的来源,并未被直接抛弃。

春秋时期的祭祀与政治传播

在商代和西周,祭祀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到了春秋时期,祭祀依然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依然为政治家们所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祭祀权与王权合一的局面被打破,祭祀权作为权力的象征正面临着名不副实的危机。与商代、西周相比,祭祀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和威仪,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西周以来为严格等级宗法制度而设的祭礼,在春秋时期处处显得不合时宜。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相矛盾。由此,祭祀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有时传达政治的意义,有时传达个人的意志,有时甚至徒具形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祭祀的政治传播功能在逐渐地丧失,并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

从“制约权力”到“自我约束”──春秋时期政治的重要特点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局限

"君主"和"强国"的权力须受到一定程度制约，是春秋时期相对广泛通行的政治规范和观念。作为伟大的文化总结者的孔子，并未深刻认识和全面总结春秋时期这一最具价值的政治现实与政治思想，而是将政治的希望最终全部寄托在统治者的"自我约束"上，出现了从"过度批判政治现实"始、以"虚幻的政治理想"终的问题，孔子的政治思想也因之而产生了影响久远的局限。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争霸战争中的和平运动——析春秋时期宋国主持的“弭兵”之盟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也加剧了各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此,饱受战争之苦的弱小国家竭力反对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宋国发起和主持了以“弭兵”为口号的和平运动。争霸战争和弭兵运动都对春秋时期的变局产生了很大影响,是推动春秋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而“弭兵”运动的促成,也反映了宋国作为弱小国家在春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宋国外交的巨大胜利。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春秋时宋楚泓之战,宋襄公为坚持礼义而放弃有利战术时机,结果大败。襄公何以这样做?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涉及齐桓公以后霸政兴起,华夷对峙的局面,也与殷人的复兴运动有关。宋襄公独特的个性是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此事最终不是能由个人性格说明的,从泓之战可以看出春秋初年复杂的历史变局。此外,自古至今有关泓之战的评价,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试论春秋时期晋国霸主与周王室的关系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已经失去号令诸侯的能力。晋国经过改革后,国力大增,继齐之后称霸。晋文公也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晋国既想摆脱周王室控制,又想利用王室达到号令诸侯的目的;周天子虽说徒有虚名,但其声望还是起一定作用的;周王室与晋国之间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复杂的关系。

春秋时期齐国的全方位改革

春秋时期,管仲以其卓越的胆识,辅佐齐桓公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正是由于这种全方位的改革,使齐国的内政和外交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时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

“五霸”考释

“五霸”之说历来纷繁 ,前人以为有“三代五霸”与“春秋五霸”之别。实际上 ,任何一个“五霸”说都不是以某一标准 (如主持盟会、天子赐伯等 )可以归集的 ,“五霸”的概念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

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渐次变迁,促使诗歌创作内容由以祭祀活动为主向以现实生活为主转变,从而使这一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诗歌主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前期以"王权"为中心,关注点为王室兴亡;中期以"霸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公室兴衰;后期以"族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大夫专权;晚期以"庶民"为中心,关注点为"陪臣执国命"。这种政治化倾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关注点的不同,正好反映出诗礼互动内涵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与礼制变革现实性关照的有机结合,正是诗礼文化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政治生态变迁与春秋文作家群体社会阶层演化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经历了一个由“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渐次变迁的过程,从而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政治文化由贵族精英主导的礼治型向庶民草根参与的民本型转变,这自然会引发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不断由贵族向庶人的演化。春秋文作家群体除了国君、卿、大夫这些上层贵族之外,新出现士、平民阶层,甚至乡人、野人等社会下层人物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春秋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创作主体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前期周天子依然可以通过策命诸侯方式来行使“王权”,王室、公室卿事寮与太史寮作家群体比例严重失调;中期国君成为创作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阶层开始向“卿族”转化;后期“卿大夫”阶层成为创作主体,“士”阶层作家群体逐步形成;晚期“家臣”作家群体开始形成,“士大夫”职业化作家群体开始出现。

春秋霸道:恩德政治的初始形态(内政篇)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的需要,施行霸道,其中包括改革内政,德法兼治,成为霸道的内政方面。霸道政治既区别于周代宗法制的王道,也区别于法家的刑政,而是一种恩德政治,即在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方面,建立起施恩-报恩的政治伦理,以爱民、尊贤换得臣民的忠诚。春秋时期建立的霸道政治,作为中国恩德政治的初始形态,在经历了战国以及秦帝国法家政治的否定之后,从汉代开始,得以恢复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恩德政治的传统。

齐桓公葵丘之会盟约考析——以《孟子》的记载为中心

葵丘之会作为齐桓公霸业顶点的标志,其盟约条款在几种文献中都有所记载。过去学者多把注意力集中于《孟子》与《榖梁传》记载的共同之处,并由于《孟子》更丰富详细而采用它的说法。通过对《孟子》中盟约内容与格式的分析,认为部分条款含有春秋晚期以后的思想,并推测其中融入了齐地传统和士人包括儒家的政治理想。《榖梁传》的记载则相对可信,或可视为齐桓公盟会诸侯、重建中原秩序的核心精神。

论春秋时期“德”的政治功能

春秋时期"德"的功能及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君主守国的根本、"德"是霸主主盟的关键、"德"是臣子保位的必备、"德"是战争获胜的利器、"德"是与"刑"并用的手段。这表明,"德"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政治功利手段被对待的,至少在春秋晚期以前,"德"仍主要是政治概念,还不属于纯粹的个人道德修养范畴。

“礼仪之辨”对春秋政治的影响

春秋时期,经历着礼崩乐坏,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当时贵族们在这一时期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在这一维新政治发展过程中,礼、仪分立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礼与仪的分辨,仪式化的政治行为由于较低的政治效用而被贵族们放逐到政治之外,对礼则进行了改造,贵族们或仰仗武力,或抽绎传统文化,加强了礼的政治效用。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维新政治是伴随着礼仪分立而进行的。这种分立无疑表明了春秋时期贵族社会认识方式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认识方式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维新政治更为核心的内容。

齐桓公治国方略与经济发展

齐桓公是一位有为有道有德之君。他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改革,以朝天子、尊王攘夷、霸诸侯为治国方略,富国强兵,改善人民生活,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

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性杀戮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集中体现在政治性杀戮上。据初步统计,较大规模的政治性杀戮事件共有27例,主要发生在晋、楚、齐、秦四国,这表明当时四国内外所面临的变革因素较多,变革的幅度较大。政治性杀戮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虽各异,但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应是反映为权力的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