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城镇居民劳动供给行为分析

通过对东北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的回归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05和1.27,女性劳动参与的收入弹性为-0.42;女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21和-0.11。因此,市场工资水平的上升将有助于东北城镇居民劳动供给的增加。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供给效应一直存在争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前后微观面板数据而无法精确地进行政策评价。本文基于2007年和2008年中国乡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生成的面板数据,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考察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女性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流入方面而非就业流出方面,对就业流入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于低技能女性农民工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导致高技能男性农民工就业流入的增加并导致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就业流出的减少,劳动力市场存在高技能劳动者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替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因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而显著延长,劳动力市场存在工作时间对就业的替代;女性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延长无法补偿就业率的下降,导致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减少。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循序渐进地提升最低工资标准,避免引起农民工就业率较大幅度的降低;同时应加强对企业执行标准工作时间的监管,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正规化,避免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超时加班现象。

论“值班”的法律规制

“值班”作为劳动给付的特殊形态,关联工时和休息,关乎劳资双方利益得失。实践中对于“值班”的认定标准与调整方式等认知较为混乱,也缺乏共识性的理论和规范遵循,应对这一问题给予关注、探究和建构。“值班”具有双重内涵,其判定标准与劳动者职业特征及类型相关并受工时制度含摄。劳动给付与报酬给付作为“值班”的核心内容,应遵循劳动自由原则并设置“值班”时间上限,明确“值班”报酬给付的强制性并合理确定其数额,以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从而实现劳资社三方利益之平衡。

工作与闲暇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对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选择进行了理论分析,从工作决策理论、家庭劳动力供给理论、时间分配理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人们对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选择的特征,从而进一步分析了21世纪缩短工作时间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劳动法视域下我国休息权之完善进路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这无不闪烁着社会主义法治以人为本的光辉,保障劳动者现实权益势在必行。休息权系由宪法规定属于劳动者的权利,但亦遭受着一定程度的侵害。虽然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有所规定,但其结构过于单一,导致许多用人单位并不重视劳动者的休息权利,甚至变相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的健康和就业质量水平,建立健全劳动者的休息权保障机制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吗?——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的分析

通过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劳动供给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工工作时间存在显著消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工作时间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

法视角下的“996类超长工时制”

"996"加班现象热议的背后透露出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这种超长工时制一方面不仅透支着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无益于用人单位效益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严重违反我国相关劳动法律规范,更是赤裸裸地违背良善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是对整个社会可持续性劳动再生产能力的破坏和未来生产能力的无限制消耗,严重侵犯和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个人发展权利。而人权保障和和谐社会的要求决定了我们需要从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治理等多方面有效地保护劳动者权利,及时扼制各类违法、无序的加班行为。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是因为劳动幸福是全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

数字经济时代的“老有所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劳动供给

在我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互联网使用为促进老年人劳动供给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应用就业选择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促进了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显著提升,并导致工作时间显著缩短;互联网使用促进就业水平的提升足以补偿工作时间的缩短,导致老年人劳动供给明显增加。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传播、增强社会融入和改善自我认知等途径促进老年人就业,互联网使用所产生的工资溢价一方面促进了老年人就业,另一方面导致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老年人就业水平的提升和工作时间的缩短,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减弱;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城镇居住、无隔代照料压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低龄的老年人群体,而对老年人工作时间缩短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有养老金、无隔代照料压力和城镇居住的老年人群体。基于此,政府部门在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引导和鼓励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将有助于老年人劳动供给的显著增加。

中国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倒S型劳动供给曲线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实证检验

依据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估计了城镇居民的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就业概率不断增加;随着家庭其他收入的增加,个体就业倾向逐渐降低,工作时间逐渐减少;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加,就业个体的工作时间逐渐增加。低收入群体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3237和-0.3167,而女性中高收入群体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为0.1429,说明倒S型劳动供给曲线在2002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是存在的。因此,政府部门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教育和培训投入力度,促进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

中国劳动者过度劳动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本文对中国劳动者过度劳动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间,中国劳动者过度劳动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男性、低技能和私营企业劳动者过度劳动的概率较高。因此,政府一方面从劳动者角度,应通过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从企业角度,应监督企业对劳动法规中关于劳动时间及加班报酬方面规定的执行,并对私营企业等劳动者过度劳动严重的部门进行重点监管。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抑制中国劳动者过度劳动的日益加剧。

劳动市场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劳动供给理论隐含假设:工人为实现效用最大化可自由选择工作时间,不受劳动市场制度的影响。本文提出四方面证据说明劳动市场制度对劳动供给有显著影响:工人的工作时间受产业平均工作时间的影响;相对女性,健康状况下降对男性工人的工作时间影响较少,而对劳动力参与影响较大,因为男性劳动市场对工人工作时间限制较大;时间的影子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工资率有悖于工人对工作时间有完全的选择,实际工作时间和希望工作时间存在明显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