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遗迹资源资产负债核算系统探索

地质遗迹资源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质遗迹资源三个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因此需要将其纳入资产化管理的领域,研究探索地质遗迹资源资产及权属的核算问题。文章以“地质遗迹资源资产=地质遗迹资源权属”的平衡关系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来组织核算。首先解决地质遗迹资源资产的定义和分类,其次解决地质遗迹资源权属关系定义和分类,再根据分类设置核算科目。在运用复式记账法进行日常核算的基础上,于核算期末编制出《地质遗迹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地质遗迹资源资产变动表》《地质遗迹资源权属变动表》。

考古类文物返还的法律难题及解决之策

中国在对非法盗掘流失海外的考古类文物进行合理追索时,常常面临文物来源国与市场国之间法律层面上的障碍与困局。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遗址被盗金箔饰片案为例,根据中国与法国的国内法规范,分析案件争议标的物所有权移交过程中的问题,关注原物所有者、善意取得者、时效规则、国家利益与公共政策等利益的平衡。依据国际软法规定,梳理出有利于中方文物所有权永久回归的规则。摒弃以往可行性较小的诉讼解决途径,由中国国家文物局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与法国吉美博物馆进行双边协商与谈判,并以物之所有权永久回归的方式推动考古类文物的返还。

民初地方法规《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之研究

1913年河南省发布的《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是目前已知第一部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文物保护法规。此法令的出台背景和当时文物被破坏、流失、国家法律缺失等有关,可能也和主政地方官员对待文化的态度有关。《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展现出很多开创性的进步内容,如将名胜古迹和古代建筑物列入保护范围,规范非法发掘和偶然发掘之古物的所有权问题,提出变更古物时不失其原有价值的保护原则,将所有权纳入古物调查内容等,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该法令展示了在政局动乱、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推进文物法制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呈现20世纪初本土观念开始向法制化和近代化转向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曲折经历,提示我们对外来遗产话语保持审慎的态度。

睡虎地秦简中的“公”与“官”——以官方财产所有权标识为核心

与所有权客体相比,睡虎地秦简对于所有权主体的记载更具鲜明性。其中最明显的所有权标识当属"公"与"官",二者所表达的含义均有官方、官有之意,但在具体律文的使用之中,二者所指代的主体倾向仍有一定差别。"公"实际上标识了广泛的国家或官府所有权,其中亦不乏对于先秦"公"观念的继承,这成为秦代财产法最突出的特点。"官"则更倾向于对官有财产的管理与保护。至汉初,这些官有标识逐渐被新的名目所取代。

对《文物保护法》有关民间收藏文物诸条款的若干思考

2002年10月28日颁布实施的《文物保护法》将原法"私人收藏文物"更名为"民间收藏文物",并由原来的3条增加到10条。新《文物保护法》对民间收藏文物诸条款的规定,一方面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所面临的新情况,另一方面在管理制度和政策上有利于实行适度开放的政策,从而达到规范市场,使民间收藏文物有序流通的目的。

国际法视角下的对外流文物返还问题的若干思考——以埃尔金大理石雕刻为例

外流文物返还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物原属国除了要坚持"有权利索还历史上非法流失文物"的严正立场外,还应该积极联合其他主要的文物流失国共同行动,充分运用外交与法律手段,利用道德与国际舆论力量,政府部门与民间政治互相配合,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等事业,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追回非法流失国外的文物。

我国私人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限制与补偿研究

私人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应受到内在的合理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私人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限制过度,所有权人为文物保护作出了特别牺牲,应该获得政府补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财产权限制补偿及私人文物所有权限制补偿均缺乏规定。为调动文物所有权人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上述两法应在修订时融入所有权限制补偿的内容。

论民族博物馆文物保护的法制建设

中国素有依法保护文物古迹的优良传统。《文物保护法》是各级立法机关开展文物立法的上位法,助推博物馆文物保护安全执法。要尽快制定出台《博物馆条例》,运用《物权法》公平保护文物的所有权,建立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保护制度,完善民族博物馆藏品保管法规体系,提高馆藏文物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上级文物管理部门必须依法行政。

公立高校国有资产之民法规范的解释论——以岳麓书院门票存废争议事件为例

公立高校属于非营利法人中的事业单位法人,尽管其拥有的财产来源渠道多元,但均属于国有资产,公立高校对这部分国有资产仅享有物权性的财产支配权。在民事立法中,以是否区分国家公产和国家私产为标准,就国有资产的规范形成了两种典型的立法模式。我国将国有资产作为整体以国家所有权的形式纳入民法制度中,且在物权法中将国家所有权与其他类型的所有权给予平等保护,使之既要实现国有资产的最大化利用,并防范民事主体对其造成侵害,又要防止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公立高校直接支配的国有资产为不可移动文物时,其对该不可移动文物的管理使用不仅应当遵循民法规范的制度逻辑,而且不得违反公立高校的设立目的和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法律法规。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技术与法律的双重维系

我国特有的文物集体所有权形式,决定了集体所有的不可移动文物在法律保护过程中面临特殊的困境。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完成,越来越多的不可移动文物被纳入集体所有的范畴,保护现状却令人担忧。不可移动文物权属不清和所有权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影响了文物依法保护工作的成效,造成有法难依的不良后果。要解决集体所有不可移动文物法律保护方面的问题,更好地对其进行保护和管理,核心是要做到两个平衡——"私有"与"公物"之间的平衡、"集体利益"和集体内部各个成员利益之间的平衡,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置进程。

浅谈我国的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要求普查者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进行登录,但在登录时出现了所有权认定不准确现象,由于《文物保护法》中对国有和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不同规定,将给以后的保护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要正确把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以便为国家制定相关的文物政策提供参考,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当前文物工作的四种错误倾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纪念《文物保护法》颁布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谢辰生先生在全国人大纪念《文物保护法》颁布30周年大会上关于《当前文物工作的四种错误倾向》的发言,在文物界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有的业外期刊已先行发表,受到广大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热议和好评。最近谢辰生先生提出希望在《中国文物科学研究》上将其发言全文发表以饗读者。其实,这"四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和提出,已是上世纪90年代和世纪之交期间的事情。但是,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的针对性,值得有关方面高度关注。今天的现实情况比诸十多年前并无多少好转,有的问题甚至表现得更为严重。谢老在发言中又针对当前现实作了深刻的补充论述。为此,本刊尊重谢老意见,将谢老发言的全文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