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ESG表现视角的研究

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程度越高,民营企业ESG的表现越好。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参股通过提高环保补助、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提高民营企业的ESG表现。此外,国家股参股和国有股权参与度高的企业中,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分项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主要通过提高社会和治理维度来提高民营企业的ESG表现,而国有资本参股对环境表现的提高作用存在环境治理和压力的差异性。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会影响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吗?

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重要方式,对于构建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非国有股东进驻国有企业并取得董事会权力有助于改善治理行为,这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分红水平呢?基于上述问题,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红纳入同一解释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取得能够显著提升分红水平;当派出超额董事时,分红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结果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实际控制人权力较大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国企混改路径创新:从中长期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促进共同富裕就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本轮国企混改推动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在提高国企运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同的改制路径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员工权益保护不足、效率与公平关系处理不当、绩效薪酬体系不合理等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从整体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国企债务等方面分析国企混改现存问题对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产生的影响;并从发挥国企产业引领作用、深化国有经济科技创新驱动效应、找准国企职能定位、健全企业治理结构、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分配体系现代化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国企混改应从模式创新入手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同时,以中长期改善民生为导向,推动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尽早实现。

央企母公司混改与子公司创新产出:促进还是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央企集团旗下已混改上市公司及其母公司数据,探讨了央企母公司混改对子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母公司混改促进了子公司创新产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母公司混改通过减少行政干预与缓解代理冲突促进了子公司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地方政府放权意愿较高时,上述促进效应显著;当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较高时,上述促进效应更明显。基于母子公司混改差异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央企母公司混改程度低于子公司时会抑制子公司创新产出。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央企母公司混改,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促进央企混改提质增效。

“混改”下股东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知识分享影响研究

基于知识流动视角,对混改下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绿色创新知识分享进行合理假设,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双方绿色创新知识分享的演化博弈模型,对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绿色创新知识分享决策演化及其局部稳定性进行研究探讨。研究表明,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对于绿色创新知识分享策略的选择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享带来的收益和知识分享成本间的差值,即只有知识分享收益大于知识分享产生的成本时,博弈最终结果可能稳定于双方采取知识分享策略。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民营企业“反向混改”的治理效应发挥几何?——基于监管问询的证据

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反向混改”路径是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与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国有资本的“资源效应”不同,本文基于监管问询制度情境,分析并检验国有资本参股给民营企业带来的“治理效应”这一重要但却被严重忽视的问题。以2015—2019沪深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问询函接收概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比例越高,民营企业被问询的概率越大,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制度环境好、无参政高管和家族制民营企业三种情境中,上述效应能够得到缓解。进一步探索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发现,现阶段国有资本入股民营企业后,在公司治理方面更有可能带来行政干预效应,不仅会削弱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还可能降低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增加企业被监管问询的可能性。本研究基于中国制度背景拓展了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边界,同时为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分层分类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兼论国企改革的作用

环境保护可以促进资源节约、推动技术进步,因此,基于环境保护优化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赢。本文在控制了市场竞争强度、企业家精神等重要解释变量下,试图回答所有制结构在我国是否影响了波特效应。研究发现,尽管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但从企业经济性质考察,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受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实际效果被降低了。可能的原因是当前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还不够高效,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从整体上拖累了企业技术创新。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善市场竞争环境,依法加强环境规制,降低因企业性质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环境规制影响。

国有资本参股能抑制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吗?

从稳定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以显著提高其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民营股东的风险承担意愿,进而降低其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的参股比例和委派“董监高”的比例越高,民营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这说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逆向混改”,可以促使资源朝向更有经营效率的企业流动,提升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

国有资本参股与民营企业战略选择

本文以2010—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提高民营企业战略激进度。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发挥“资金保障”和“共同保险”机制提高民营企业战略激进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民营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法律制度环境较差以及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大。经济后果分析发现,通过提高战略激进度,国有资本参股能够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价值,且不会导致企业违规行为增加。这表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既能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又能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调控下民企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基于动态演化博弈

为探讨民企深度参与国企混改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及作用效果,在政府调控和不调控情况下,构建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国企股权配置方式与民企参与混改意愿的互动逻辑,运用Malthusian动态方程和Friedman博弈系统的稳定性要求,探讨其中的影响因素,并应用Matlab对演化博弈过程进行数值仿真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不调控时,国企民企能否趋向理想的非零和博弈受到国企一股独大时的股份比例、国企合理配置股权的成本及收益、民企混改成本等因素影响;政府调控时,更易于国企民企促进共同富裕,且主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混企效率带来的收益,以及实施财税政策实现公平的税收优惠,影响稳定均衡的趋向性。

市场竞争、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治污减排

阐述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下简称“混改”)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以及市场竞争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混改对工业COD和工业烟粉尘具有显著的减排作用,对工业SO_(2)的减排作用不显著。(2)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竞争越激烈,混改的减排作用越明显。(3)生产效率、管理效率与资源效率的提高是混改发挥减排作用的重要途径,且市场竞争越充分,三个机制的作用越显著。因此,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不同类型资本的优势互补,也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推动实现国企改革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政策目标提供制度保障。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治理效应研究:综述与展望

坚持以“混”促“改”为方向的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发挥异质性股东的治理效应,成为当下重要的议题。从混改的动因、混改与公司治理、混改的经济后果,以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不足,遂提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混改动机的差异,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及其效果,“反向混改”中委派高层参与治理的效果,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行业竞争程度、信息披露机制等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该研究可以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改革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5—2022年内1 001家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度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制衡度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混合股权结构的公司更有助于国有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引入非控股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也更有利于增加其创新投入。

数字化转型会促进异质股东资源协同吗?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异质股东资源的识别、获取、集聚及协同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引入耦合协同模型来测度异质股东资源协同度,以2013—2020年沪深A股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股东资源协同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积极促进异质股东资源协同,发挥股东资源协同效应,产生良好的协同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公司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异质股东资源的整合和协同,该作用在非高新技术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异质股东资源协同的作用机制,为推进公司股东资源治理理论创新和制定下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实践方案提供了重要启示。

信任的“双刃剑”效应: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证据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08—2021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考察样本,基于国企混改的视角,深入探究社会信任所发挥的“双刃剑”效应以及作用机制、异质性因素和效果。结果发现:地区社会信任对国企混改的影响呈现倒U型,表明社会信任对国企混改发挥着“双刃剑”的效应;社会信任通过交易成本、信息透明度和公司治理影响混改;在外部制度环境好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中,社会信任对混改的影响更加显著;适度的社会信任能够有效提高混改企业的业绩、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和减少避税行为。

混合所有制改革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演变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发挥国有经济的重要作用,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体制改革战略,对强化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政策效应。该研究通过构建产量竞争博弈模型,收集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研究发现:①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表现;②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与效率优势,推动国有企业集约化发展与清洁生产技术革新,因此对自身环保意识较为薄弱的国有企业的环境绩效改善作用较为明显;③对于所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国有企业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环境规制的替代工具,对其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据此,该研究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环境绩效表现,进而有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政府部门在实际中应继续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优势。但在推进过程中仍然要注意分类改革,切忌“一窝蜂”上马。具体而言,对于已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应保留其环境治理的主体地位;而对于尚未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可注重尽快推动相关的国有企业改革。该研究不仅为理解国企改革的微观环境绩效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宏观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