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企业ESG表现视角的研究

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程度越高,民营企业ESG的表现越好。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参股通过提高环保补助、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提高民营企业的ESG表现。此外,国家股参股和国有股权参与度高的企业中,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分项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主要通过提高社会和治理维度来提高民营企业的ESG表现,而国有资本参股对环境表现的提高作用存在环境治理和压力的差异性。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企混改路径创新:从中长期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促进共同富裕就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本轮国企混改推动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在提高国企运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同的改制路径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员工权益保护不足、效率与公平关系处理不当、绩效薪酬体系不合理等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从整体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国企债务等方面分析国企混改现存问题对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产生的影响;并从发挥国企产业引领作用、深化国有经济科技创新驱动效应、找准国企职能定位、健全企业治理结构、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分配体系现代化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国企混改应从模式创新入手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同时,以中长期改善民生为导向,推动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尽早实现。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职教混改具体政策的基本内容、现实问题与创新策略

职教混改具体政策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等不同层次的政策主体在职教混改基本政策指导下,针对职教混改具体问题而制定的具体措施、行动准则和界限性规定。目前,各地出台的职教混改具体政策对混合所有制办学形式、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设立要求、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管理以及支持政策等作了相应的规定。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实践探索经验的缺乏,加之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现行地方政府职教混改具体政策存在非公即私的线性思维定式、内容创新的成色不够高、政策实施的绩效不显著等问题。要推进职教混改具体政策创新,需彻底转变思想观念,扎实推进职教混改试点,深入开展职教混改理论探索,切实加强职教混改政策研究。

国企混改、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研究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新时期国企改革的重点。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系统分析国企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2010—2022年全部沪深上市国有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引入战略投资者这一混改方式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企混改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公司治理在国企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能够起到部分中介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混改政策的推行本身对于企业绩效有积极的政策效应;国企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在央企和地方国企、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里均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应发挥引导和监管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资本合作共赢,战略投资者也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助力国资民企合作共赢。

逆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漂绿”行为

本文基于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数据,从股权结构角度出发,探究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逆向混改引入国有股东能够通过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改善管理层短视行为、提升企业环保责任感三条作用渠道,有效抑制民营企业愈演愈烈的“漂绿”问题。差异化分析了国有股权的治理效应,发现相较表述性操纵,国有股权对选择性披露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引入逆向混改二次项,验证了国有股权存在最优的参股比例。异质性分析从行业性质、企业信息披露程度及企业声誉出发,揭示了不同情境下逆向混改的绿色治理效应。基于此,本文从深入推动民营企业逆向混改进程、健全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及加强企业团队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国有企业改革视角,以2013—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数字化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倾向得分匹配、改变变量度量方法和计量估计方法、排除替代性解释影响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推动了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和政策性负担较大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考察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其市场价值。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

基于2008-2021年国有集团成员企业数据,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了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股东向企业委派董事时更显著,但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比例过高反而无法提升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进一步分析得出,在集团多元化程度高、市场竞争程度低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内部资本市场效率有更大的提升作用。

国企混改能否推动制造企业价值链升级?

我国制造业正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演进,国企混改作为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否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国企混改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国企混改能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机制研究表明,国企混改通过提高升级意愿、优化资源禀赋和增强核心能力,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以及企业管理层权力较小时,国企混改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混改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而非链条升级。本文丰富了企业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和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对深化国企混改、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具有启示意义。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会影响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吗?

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重要方式,对于构建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非国有股东进驻国有企业并取得董事会权力有助于改善治理行为,这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分红水平呢?基于上述问题,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红纳入同一解释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取得能够显著提升分红水平;当派出超额董事时,分红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结果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实际控制人权力较大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反向混改改善了民营企业ESG表现吗?

ESG引领的经营理念日益受到企业重视。基于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反向混改对民营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反向混改能够改善民营企业ESG表现,并通过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改善了民营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内部治理水平低、中低污染以及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上述改善效应显著;相较于行业竞争程度低的民营企业,行业竞争程度高的民营企业中,反向混改对其ESG表现的改善效应更显著。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支持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融合发展,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ESG实践,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技术许可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占优策略研究

以产品异质性为视角,探讨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间的技术许可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占优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国有企业掌握成本降低技术并对外资企业技术许可时,国有企业技术许可会促使政府提高其占优民营资本参股水平;当外资企业掌握成本降低技术并对国有企业技术许可时,外资企业技术许可会促使政府降低国有企业占优民营资本参股水平。同时,产品差异化程度也会影响技术许可发生前后的国有企业占优民营资本参股水平。当市场规模较大时,占优民营资本参股水平与产品差异化程度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国有资本参股与民营企业独立董事履职

本文以2008—202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独立董事履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显著增加了民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异议发表,说明非控股国有股东能够促进独立董事履职。上述结果在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控股股东权力较低、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低时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通过降低独立董事离任风险和改善企业信息环境有效促进了独立董事履职。进一步考察国有股东异质性特征发现,地方国有股东以及跨行业国有股东对独立董事履职的促进效应更强;此外,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可以强化国有资本参股对独立董事履职的促进效应。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有资本参股可以增强独立董事履职的监督效应和价值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提高独立董事的治理效果、深化民营企业“反向混改”具有积极的政策启示。

“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治理机制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在区分“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两类混改情境的基础上,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网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非控股股东治理参与度模型,考察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在“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制衡效应而非资源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效应而非制衡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通过缓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来提高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本文有利于从“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引导非控股股东更好发挥治理作用。

环境规制、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兼论国企改革的作用

环境保护可以促进资源节约、推动技术进步,因此,基于环境保护优化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赢。本文在控制了市场竞争强度、企业家精神等重要解释变量下,试图回答所有制结构在我国是否影响了波特效应。研究发现,尽管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但从企业经济性质考察,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受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实际效果被降低了。可能的原因是当前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还不够高效,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从整体上拖累了企业技术创新。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善市场竞争环境,依法加强环境规制,降低因企业性质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环境规制影响。

央企母公司混改与子公司创新产出:促进还是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央企集团旗下已混改上市公司及其母公司数据,探讨了央企母公司混改对子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母公司混改促进了子公司创新产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母公司混改通过减少行政干预与缓解代理冲突促进了子公司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地方政府放权意愿较高时,上述促进效应显著;当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较高时,上述促进效应更明显。基于母子公司混改差异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央企母公司混改程度低于子公司时会抑制子公司创新产出。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央企母公司混改,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促进央企混改提质增效。

“混改”下股东决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知识分享影响研究

基于知识流动视角,对混改下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绿色创新知识分享进行合理假设,并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双方绿色创新知识分享的演化博弈模型,对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绿色创新知识分享决策演化及其局部稳定性进行研究探讨。研究表明,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对于绿色创新知识分享策略的选择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享带来的收益和知识分享成本间的差值,即只有知识分享收益大于知识分享产生的成本时,博弈最终结果可能稳定于双方采取知识分享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