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宫瓷胎画珐琅彩性质与地位

对于具有对外交流礼品功用的珐琅彩,康熙帝的老师高士奇认为"其成功与否关乎政治",雍正帝力求"内庭恭造之式",乾隆帝像康熙、雍正一样对清宫瓷胎画珐琅彩指导入微。康熙对西方珐琅彩的向往与追求奠定了发展基础,雍正趋向成熟,康、雍画珐琅立足于中国传统题材,乾隆则明显引进西方画面,于是工艺与画面这两者均呈现中西合璧的性质。珐琅彩材质中的"砷"元素对于粉彩的发生发展起关键作用,使中国陶瓷绘画的发展有了新转折。也使中国陶瓷绘画的发展状态从自身系统改变到中、西两种文化系统结合,这条新思路的开端意义,无疑是历史性的。

两宋画院教育初探

美术教育与美术创作的关系密不可分,宋朝画院的建立对于美术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中美术教育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资料的阙如,关于两宋美术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尝试对两宋时期的美术教育进行探索,希望对此问题有一定的帮助。

西蜀画院有无考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蜀有“画院”或创建有“翰林图画院”为中国绘画史上有画院之始,几乎成了中国美术史学界公认的史实。然而,经我们研究发现,这一所谓的开创性的重大史实纯属乌有。

北宋翰林图画院人员地位与出身考述

北宋翰林图画院人员属于胥吏阶层,其中少数人供职画院若干年后有出职为官的可能,但在等待出职的年限、出职资格、官品、服饰等方面都有诸多限制,授官的图画院人员在经济待遇方面并无明显改善。翰林图画院人员的整体地位低于文臣、武将、内侍官及伎术官中的医官和天文官,但高于中央机构中其他部门的工匠和翰林院其他伎术人。翰林图画院对民间画工具有吸引力,但是善画的文人却很少愿意供职其中,因此,画院人员多出身于民间工匠。

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师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师的本职没有品阶,但可以通过出职而为低级官,其出职有年限、资格、官品和服饰方面的限制,画师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月俸,另有一般赏赐、郊祀赏赐、赙赠和卖画收入作为补充,其整体地位与御书院书法家相当,不仅低于官,也略低于中央官府的吏,但高于其他官廷机构中的画工,也高于翰林院中其他的艺能之士。

宋代翰林图画院职衔与录用方式考

宋代翰林图画院的职衔包括待诏、艺学、祗候、学生、工匠五种,但没有"画学正",也没有"供奉";宋代翰林图画院的录用方式主要有"接收"、"荐入"、"诏入"、"考入"和"学补",但也有"保引"、"承袭"和"荫补"的可能。

北宋民间绘画与文人画风对翰林图画院的综合性影响

北宋的翰林图画院人才济济,成为北宋绘画发展、交流、变革的中心和研究领地。宋代的民间绘画、文人士大夫绘画与宫廷绘画之间虽各成体系,但又彼此影响,特别是以文人士大夫绘画为主体的文人画("士人画")与宫廷绘画("院体画")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画院积极吸收院外不同画风思潮以不断丰富画院的艺术创作。素以专尚法度、唯求形似为圭臬的画院创作在借鉴吸收民间绘画与文人画思想与风格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兼容并蓄的发展革新之路,由帝王趣味主导下的翰林图画院真正成为一所兼容并蓄的宫廷画院。

北宋国子监画学课业中的经律习诵

经律习诵是北宋国子监画学课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必修和选修两类。前者包括《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四种经部小学类典籍,通过习修可以使画学生"通画意",提高准确认识和把握绘画对象的特征及鉴评绘画的能力,其中《说文》"书篆字"的要求也有助于技法水平的提高。后者为习诵经书或读律,根据画学生的身份分为士流、杂流两种情况。这种分类兼顾学生的文化基础和未来前程,既有专业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从专业角度看,修习儒家经典可以加强和提高画学生对绘画理论的认识;从政治方面看,国子监画学的创办是崇宁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除了培养绘画人才之外,还在于能够从中选拔优秀者直接授官从政,故须画学生熟悉必要的儒家经书或朝廷律令。画学的这种课业安排对徽宗朝及宋室南渡后的官方绘画创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代翰林院画待诏任用制度考述

唐代翰林院画待诏是皇室不可或缺的一类使职,通常以加领虚衔的方式寓俸禄和秩品位。在玄宗始创翰林院初期,画待诏的任用一度较为混乱,到中唐,通过改革确立了集贤画直到翰林待诏的升迁方式,画待诏由此成为宫廷画家的最高职位,从而显示出层级化和序列化的官制特征。唐朝以后,历代宫廷御用画家的任用制度虽然各有特色,但无不因承唐制。

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

唐代是中国宫廷绘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其间名家辈出,名作累累。以往美术史界对其制度与机构的研究甚少。本文首次对唐代宫廷绘画的制度与机构作了较全面的介绍与分析。

辽代画院待诏张文甫小考

庆州白塔圆首建塔碑碑文记载一位辽代宫廷画家张文甫,其官职为画院待诏。本文认为塔心室壁画是由张文甫等7人,历时3年,合作完成。本文着力对张文甫本人及其绘画风格进行考证分析,认为他是一位时代相对可考,有作品流传,又有碑文资料记载的辽代官方画家。这也是迄今为止,辽代画家中人物与其作品可以对应的第一人,这为辽代绘画史的研究增添了珍贵的图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