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校园文化特性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实践途径探析——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

通过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现状的调查,发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发展主流良好,大部分大学生政治信仰坚定,政治责任感强,愿意融入政治生活,但也存在政治观念偏颇,信仰危机潜伏;政治参与热情不高,效能感不强;政治认知肤浅,评价功利化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基于校园文化建设特性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4条途径: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思想先进性,提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导向功能;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体系的开放性,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观念更新;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内容的丰富性,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素质结构;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功能的辐射性,明确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角色定位。

中国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2009年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截面数据以及2002—2008/2009年纵向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以及固定效果模型方法,分析中国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社会参与、生活满意度等因素与其自评健康显著相关,截面数据定序Logit模型和纵向数据固定效果模型均通过统计学显著性检验,而社会参与、生活满意度对自评健康的有益影响在两个模型中是一致的。

法治视阈下社会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社会治理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发挥社会主体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而产生。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其关键在于实现社会治理手段的制度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必须坚持社会协同治理的法治取向,尽快健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法律制度,促进多元主体"共建"的制度化参与平台。

我国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文献综述

基于专家学者对于农产品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的研究成果,归纳出了专家学者对于该问题最集中的几个研究方面: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的内涵、农户行为对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的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与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的相互影响、成本收益研究对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的作用和政府干预对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系统的作用。然后根据这些内容归纳总结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最后,就目前对我国农产品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研究的不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档案检查工作办法》的主要内容、实践价值及相关问题思考

2021年1月1日《档案检查工作办法》实施以来,对我国档案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档案检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本文在介绍和评析《档案检查工作办法》的基础上,说明了其主要特点和实践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该办法的建议。

论村民分化背景下的乡村政治信任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分化已成为中国农村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而乡村政治信任的重建则是现阶段涉及农村政治稳定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村民分化的背景下,乡村政治信任重建面临着地方基层政府的角色冲突、村庄治理能人与非治理能人的权势博弈、村庄能人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地位不平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基于村民分化的考察视角,当前乡村政治信任构建的滞后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在村民分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加快发展乡村经济,消除村民因经济原因而造成的公共参与不平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升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参与中的地位;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等等举措,有效促进乡村政治信任重建。

责任意识、资源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基于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双元解释框架,采用鄂、湘、黔、川四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责任意识与资源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偏低,呈现出“政治建设参与>文化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的结构特征。其中,较之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回流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更低。责任意识和资源禀赋均对提升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且在青年农民和回流农民群体中更加显著。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利益相关度、自我效能感也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为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强化农民责任意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资源禀赋与自我效能感。

德国城市更新的基础原则与新兴职责

德国城市更新,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公私产权之间的红线,向私人建筑的每一寸推移,都必然意味着公共资源的投入。这构成了其精细化城市治理基本思路:以城市设计导则为底线管制,公共产权空间借助深度城市设计深度提升品质,私人产权则着重简化而精准的控制;最后,以公共参与作为公私利益协调平台。1990年之后的欧洲,在逐步解决基本旧城问题之后,正在向多元化、试验性、复合型的更新模型转化,形式上兼容小型新区开发;在职能上融合产业经济发展、韧性市政体系、城市结构调整,并由此成为西欧各种城市、各种地区的综合发展路径。

“社会剧场”:一种艺术交往理性的构建

“社会剧场”,是在当下的文化情景中,特别是当代艺术在生产—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构建的一种新型的艺术交往理性。“剧场”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艺术界,也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一个艺术概念。它出现于6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与极少主义博弈与对抗的产物。“社会剧场”希望改变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公众、艺术家与接受者之间那种长期断裂的状态,致力于两者的联系与沟通,并探索一种新的艺术生产与交流方式。“社会剧场”是一种发现,也是对艺术生产、交往、传播机制的再讨论,其意义在于挖掘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大众的力量,构建一个新的艺术——社会场域,为当代艺术的发展寻找新的方向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