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事言理 从实求知: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生产如何可能

建构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体系需即事言理、从实求知,通过把握真实的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内在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提炼概念、概括命题、建构理论。社会科学知识源自对社会的认知,社会的实存性与人文性决定了需在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把握真的现实与历史,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要与其所在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经济学基于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考察出现了研究的中国转向,社会学则进一步从中国转向走向历史转向、文化转向。政治法律理论也应如此。中国国家治理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受文化观念深刻影响,它们是主体性政治法律知识的重要来源。这一进路也要面向真实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处理好政治法律中的规范性问题,不舍弃中外比较的视野,它也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理论可能。

高拱认知论思想探析

高拱的认知论思想大致可归约为四个方面:即"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贵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论、"见闻"与"问学"的知识论。高拱的认知论思想蕴涵着求实、求是、实践、批判等精神品格,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致良知”与“心态秩序”:王阳明与费孝通思想之相通及其当下启示

阳明学说中的“致良知”与费孝通所提出的“心态秩序”在致思路径上均强调心性的自知自觉。对比“致良知”与“心态秩序”中“自知”“自觉”“自省”等品格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两种思想在当代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共振因素及其实践内核,有利于思考在当代如何谋求人类文明的共存共荣以及“大同社会”理想的实现途径。“致良知”与“心态秩序”两种思想对人性、人心的关怀,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思考具有内在关联性,不仅共同呼吁道德自觉性的回归,而且将个体“良知”的发现提升到全人类“心态”的层面上,从而为如何实现当代人类文化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教育史是什么?

所谓教育史,是指研究者依托教育方面的史料来建构关于教育的过去及其解释,研究者的"崇高理想"是对教育历史的解释能够尽可能地接近教育的史实,即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这是教育史研究的全部目的和核心使命。而遵循历史主义的检验,并非指教育史研究要探究过往教育的全部真实、按照教育从前的样子复原过去,而是指教育史研究应尽可能保证确有其事或实有其事,并使研究者自己深入到过去的世界中去理解教育的过去,在过往的生活环境、观念、思潮、社会结构中理解前人关于教育的想法、信仰及行动。而这一切都是由教育史独特的知识范式所决定的:教育史就是教育史,它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它使用的是日常的语言和表现形式,有时借用科学、艺术的诸多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含义,进而建构起教育史的大厦。

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

20世纪前半叶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一场社会改造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运动。在这场知识生产运动中,晏阳初的“创造性适应”范式和费孝通的“从实求知”范式,基于自身的文化基础和相异的研究旨趣,提供了诊断和理解中国社会的不同方法和路径,同时也为当时改造中国社会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方向。这两种知识生产范式,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遗产,对其实践逻辑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今天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设带来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