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印刷视野下的南宋古文新变

科举在宋代成为新社会形态的重要推动力,南宋时期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幅增加,庞大的人数基数催生出具有批点性质的古文用书,印刷的推广又进一步推动其市场的扩大。在科举和印刷的双重影响下,南宋文集的编订和出版呈现通俗化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在所选篇目平易且篇幅短小,所选作者多是中下层文人,体现非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体现在随着理学的世俗化,理学文章在古文选集中并未大幅增加阅读难度,反而因为理学的官方化而进入了更多底层文人的视野。而与通俗化相对应的,是科举与印刷共同造就的新读者——非士大夫群体,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不但扩大了古文的读者群,而且为古文选集的编订和出版带来了新的审美风貌。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晋宋体”与清代骈文批评分体的意义

清代是骈文学的集大成时代。清人在总结骈文特征或进行骈文批评时,多推崇前代,以时而论,概括或具体指出时人的骈文特征。清初李绂提出骈文可分为六朝体、唐体和宋体;晚清胡念修又分为汉魏体、齐梁体、唐体和宋体;张之洞则又从六朝体中分出“晋宋体”。确实,对进入过程的清代文学史而言,“晋宋体”骈文单列,更能凸显文章在汉魏、晋宋和齐梁之际的嬗变特征,凸显自我特色。同时,这又说明了清人对骈文属性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当时骈文摆脱四六体制,走向骈散交融的尊体努力。

词语训释的准确性原则刍议——以徐陵书信用语补释为例

以《徐陵集校笺》中徐陵书信用语补释的成就与不足为例,总结骈体书信用语的训释原则。作者认为,欲求训释准确,应辨别收信人身份、顾及典故与文意的匹配、区分习语与典故、注意词义的时代变化。

宋四六代言书写的互动性:基于文本生成过程的考察

宋四六的代言书写是指宋代文人为皇帝、宰执、地方官等代撰制、诰、表、启等应用性文章,其互动性贯穿于文本生成的四个阶段。在意图融合阶段,言意的二元结构集中体现为代言之笔与他人之意的关系,宋人通过日常的沟通协商,既塑造适合人际交往的“公意”,又妥善阐发蕴含作者喜怒爱憎的“私意”。在文章构思阶段,即时性的骈语问答体现出以群体智慧弥补个人才思困境的努力,让敏捷成为有径可循的境界。在文本修改阶段,代言者与立言者以稿本为物质载体,以点窜四字散语和剪裁四六隔对为主要形式,在相互商榷中优化表达效果。在篇章结撰阶段,多个代言者以同题共撰和旧题重撰的方式实现段落的拼合与改写,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南宋的古文评点有着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它所揭示的文章技法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宋文文体演变论略

宋代古文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体式,古文体裁也有新发展,表现为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宋代骈文在"变体为文"中创立了不同于"唐体"的"宋四六"新体式,骈文体裁发展呈现出庙堂之制专业化、文人交际使用普遍化和民间应用扩大化的特点。骈散体式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文文体演变达到相对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格局基本定型。

宋代骈文“应用观”的成型与演进

以骈文为“应用”的观念,在宋人的视野中得到了凸显,成为宋人对骈文的基本定位。伴随着“应用观”的成型,“应用”文章与其他文章的分野变得鲜明,“应用”多用骈体,而其他文章多用散体,由此形成骈散分途的格局。对于“应用”的骈文,宋人存在着“有用”和“无用”这样两极分化的评价,构筑了宋代骈文多维度的价值体系。“应用”是宋人对骈文的重要定位,也是宋代骈文研究的一个关键词。以“应用观”为基础,才能有效实现宋代骈文的深入探究。

论宋代四六文的娱乐功能

娱乐功能是宋代四六文的重要文体功能之一,集中体现于致语、话本及文人俳谐四六中。致语作为歌舞剧曲娱乐演出的一部分,其在舞筵歌席前表演念诵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取悦宾主。在演史、小说话本中四六文则主要用于描绘场景,以促进表演的多样化。公案里的四六文判词、供状不可或缺,尤其是花判公案中,内容滑稽的判词是其发挥娱乐功能的关键。俳谐四六文主要流行于文人之间,以文为戏、自娱娱人是其主要文体功能。

宋代“四六话”产生与“诗话”关系考

诗话与骈文批评的重要形式"四六话"有着密切联系。欧阳修《诗话》启蒙了王銍《四六话》的创作,并对"四六话"体例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博杂的内容、以句子为讨论中心的叙写方式、多讨论典源出处等方面均有体现。

南宋时期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

唐宋八大家成为古文流派的趋势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十分明显。吕祖谦选用《古文关键》首先从整体上理清了“八大家” 的师承关系．在《总论》中以“八大家”作为唐宋散文的代表。其后楼 的《崇古文诀》、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以及周应龙的《文髓》等文章选本都以辑录韩柳欧苏等人的散文为主，八大家作为古文流派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用典技巧演进与南朝骈文形式

用典为南朝骈文形式方面的一大要素,其技巧的演进与骈文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刘宋时期,骈文初步形成,典故总数相对较少,具体类型主要包括语典与事典,用典方式以明用为主,技巧也相对粗糙,但总体看来,用典较贴切自然。时至齐梁陈,骈文进一步发展并趋于成熟,典故数量大增,方式灵活多样,明用、暗用、反用、借用、活用皆有。同时,用典技巧也走向精湛化,许多作家善于活用化用,不露痕迹,巧妙恰当而又平易自然。南朝骈文用典既可充实文章内容、提高表现力,又可装饰文章形式、增强审美性,在骈文追求形式美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料所见晚唐迄北宋初骈文专集选本考

以唐宋时期诸家文献目录所载骈文书录为考查对象,简要梳理自晚唐五代至北宋天圣前骈文的写作状况及文本的主要表现形态。

“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说献疑

程千帆、吴新雷两位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对于宋代骈文(宋四六)发表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提出了“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的说法,具体所指为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四位南宋四六文名家。不过从四大家入选人数与分期两方面看,此说还不够严密,对洪适、洪遵、洪迈兄弟四六文数量和地位的论述也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余地。总体看来,南宋前期骈文创作较为繁荣,名家众多,“四大家说”尚不足以概括这一特点。

“知行不一”:张之洞的骈文理论与骈文创作

张之洞是晚清乃至清代骈文名家。他既注意到骈文发展的时代性差异,指出清代骈文家效法的对象有汉魏体、晋宋体、齐梁至初唐体、中晚唐体、北宋体五类,其中朴雅遒逸的晋宋体最受时人推崇,而唐体、宋体则备受冷落;又认为骈、散两体本不能截然分开,中唐以后才分为两体,然其实则一,古文重“实”,骈文重“雅”;还对清代代表性的骈文家,如陈维崧、汪中、洪亮吉等加以点评。与理论上推崇晋宋体骈文不同,他整体上反感六朝的道衰文弊,转而学习博大昌明、典雅富丽的宋四六与盛唐张说、苏颋的庙堂骈体。他的骈文与政治、仕途关系紧密。体国经野,润色鸿业,表彰忠义,宣扬教化为其骈文的主要内容;淹贯经史,用事雅切,对偶工整,文气流畅为其骈文的突出特征。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和鸦片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李鸿章、冯子材等重要人物都体现在其骈文书写中。同时,他通过创办书院,培养学生的辞章(包括骈文才能),为晚清骈文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术思潮与清初骈文的新气象

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士人的危机感顿然加剧,社会上逐渐形成以经世致用和博古通今为主的学术思潮,这两种思想深刻影响着清初骈文的内容和风格。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清初骈文家如陈维崧、吴绮、陆繁弨等皆关注现实,抒发真情实感,故清初骈文具有时代感和重情意识;而崇尚"博通"的学术追求,反映在骈文创作上表现为追求富丽典赡之美。清初骈文内容的充实和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清初骈文的复兴,为清代中叶骈文全盛开拓了路径。

南宋五山禅林的公共交往与四六书写:以疏文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五山禅林的四六疏文包括劝请、山门、诸山、江湖、化缘等种类,作者多为临济宗大慧派僧人,主要用于公共交往。首先,宋代释疏撰制经历了由文人疏向僧人疏的转化过程,五山禅僧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出现于南宋后期,表现在文体类别的细化、应用场合的增多、文本载体的丰富。其次,五山禅林住持的选任制度推动了世俗政权与寺院的互动,围绕人事变迁的公共礼仪逐渐成熟,影响了四六疏文的表达策略与辞章结构。第三,五山禅林的寺院建设为募施化缘的疏文提供了广泛应用空间,作者藉助亦僧亦俗的四六语言随机设教,开启了超越凡圣的解脱法门,保持了禅宗文学的当行本色。

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点刍论

蒋士铨《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是对晚明王志坚《四六法海》的再次选评,其序文、选文、评点皆体现着蒋士铨对骈文的认识。由《忠雅堂评选四六法海》评语可以看出,蒋士铨骈文批评推崇六朝尤其是徐、庾骈文,重视骈文的遒逸之气。蒋士铨评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反映了清人对骈文艺术和骈文发展史的看法,是清代骈文理论的重要成果。

《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考述

南宋祝穆编撰《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一书流传不广,罕为人知。今据宋本《方舆胜览》所录《两浙转运司录白》文可知此书初刻于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该书至今尚存明钞本二种,据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残本存留《目录》尚可窥见原书概貌,确认此书原有四十三卷,书中《议论要诀》部分为宋四六话分类选编。现在较为常见的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底本为抱经楼藏明抄本二卷,其实仅为《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原书前二卷《议论要诀》部分。《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一书对研究宋代骈文写作理论及骈文文章选本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理应引起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