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间的信任变迁--以契约与赦令为中心的考察

游牧族群的武力征服及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使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段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出现了重大差异,形塑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性情、观念与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同的生活与行为模式,并外化为契约及实践。由两汉到隋唐,中国民间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整体上呈现出“恶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契约的内容与条款日益细密、丰富。与此同时,法律的地位与权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成为建构与维持交易秩序,重塑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在中原一统王朝重新建立的唐代,朝廷采取了种种为法立信的措施。

论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刑法机制

立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寻求有效清除腐败存量的法律机制。存量腐败的清除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刑罚的消灭,故可结合我国刑法中的追诉时效和赦免这两种刑罚消灭制度具体展开。追诉时效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常规机制,但可能时间长、代价大。赦免是清除腐败犯罪存量的非常规机制。可由全国人大适时制定专门决定,设立统一的全国性廉政账户,对党的二十大之前的存量腐败犯罪予以有条件赦免,并在涤清巨大腐败存量的同时,确立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和重点事项申报与公示制度等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pardon me与excuse me

《大学英语》精读第1册第7单元 The Sampler中有这样一段对话:“Pardon me,sir,will you do me a favor?Let mepurchase you one of these pudding.It would give mesuch pleasure.”“Excuse me,”he said,with more dignity than Iwould have thought possible considering his appear-ance,“I do not believe I have the pleasure of knowingyou.Undoubtedly you have mistaken me for someoneelse.”

Excuse me,I'm sorry和Pardon用法辨析

一、Excuse me主要用于吸引别人的注意,有麻烦或打扰之意,所做的事可能会使别人感到不愉快或不方便,诸如插话、失陪、提出请求、问路等等。例如:

赦免制度刑事执行问题研究

时至今日,赦免制度已成为社会文明、公众理性、刑罚宽缓的必然选择。人们期待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使之成为国家治理的有益补充。赦免制度执行中,存在特赦适用名单的审查、特赦排除性条款范围厘定、特赦阶段狱内工作、特赦人员的狱外衔接工作等诸多实际问题,因此,有必要关注赦免制度的实践问题,思考并探索赦免制度之完善路径。

我国赦免制度的激活与完善——基于限制死刑的思考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我国目前废除死刑的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应是理性的选择。赦免以其特有的刑事政策功能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激活并完善我国赦免制度对于我国死刑的限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完善赦免制度,其内容包括完善立法体例、赦免程序、赦免对象、赦免条件等方面。

中古放赦文化的象征——金鸡考略

大赦典礼上树金鸡是中古时代的礼制,唐宋时代"金鸡"已经成为大赦象征。金鸡赦礼约始于后凉吕光时期,系从五行思想中"巽为鸡"、"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的观念中演化而来,并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礼乐仪式,金鸡不仅有着礼仪功能,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政治、文化意义。南宋以后,"金鸡"作为辟邪之物继续存在,而"金鸡放赦"功能则逐渐消失,体现出中国古代礼制的一个特点,即三礼正典之外的礼制往往兴亡无定。

认真对待“特赦”的法理言说——从人权、宪法实施、法治三个层面说起

"特赦"关系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处分与国家刑罚的执行,绝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偶然性的政治决定来看待,否则会对国家的人权理念、宪法权威以及法治建设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国家正着力推动宪法实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认真对待"特赦"应是我们不可回避更不容小觑的命题。在立宪时代,"特赦"是一个储藏着人权保障价值的法律概念,而人权保障之根本规范为一国之宪法。那么,在法理逻辑上应将"特赦"措置在宪法之人权规范实施的范畴之内,而实施之路径应由以宪法为纲的法治来铺就。

减刑、假释适用比例失衡的成因与立法应对

目前,学术界、实务界对减刑的弊端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基本上就限制减刑、扩大假释达成共识,但缺乏从理论根基上对其成因进行深入探讨,就事论事居多。减刑弊端存在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减刑、假释制度设计本身存在问题,即在制度设计上,减刑、假释两者适用标准有一部分交叉竞合,而两者竞合的部分被减刑抢先适用,减刑适用数量巨大,使得后面剩下来可以适用假释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应当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减刑和假释各自不同的法律定性,假释属于典型的监禁刑替代措施,而减刑则具有赦免性质。应当将我国现行减刑制度中不适合作为赦免方式处理的内容排除出去,纳入假释调整的范围,减刑仅适用于“犯人有立功表现”,使减刑适用范围大为压缩。

试论唐代赦文的变化及其意义

唐 代以 前 以及 唐初 的 赦文 ,其 功能 在于 司 法。在 武则 天时 期 所颁 布的 赦 文中 开始 出 现了 重大 的 变化 。这使 得唐 代赦 文 在司 法功 能 外,又 增 加了 立法 的 功能 。这 个变 化 是在 武则 天 走向 权力 颠 峰的 背景 下 出现 的。 赦文 的 立法 功能 此后 一 直延 续,构成 了唐 代 赦文 的突 出 特点 。

刑法中的犯罪合作模式及其适用范围

社会转型时期法定犯数量大量增加,带来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刑、民交叉""刑、行交叉"问题,故有必要重视犯罪合作模式。犯罪合作模式意味着行为人在犯罪后以自身的努力弥补犯罪带来的损失,从而使其行为被评价为犯罪的意义降低,虽具有应罚性,但并无需罚性。犯罪合作模式作为责任折抵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激励效应,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因而会带来犯罪赦免效果。犯罪合作模式不是基于报应,而是立足于恢复,需要在应罚性基础上判断需罚性,当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应罚性而欠缺需罚性时,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故其与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具有高度契合性。我国刑法有关犯罪合作模式的规定属于立法创新,有助于划清刑、民边界和完善轻罪体系,并具有扩大适用的必要。

赦宥在中国古代死刑适用中的作用

赦宥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在中国古代死刑制度运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赦宥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存在具有自己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国古代赦宥制度经历了从司法原则转变成政策的历程。报应观是中国古代赦宥制度中司法适用原则转变成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达到"威慑"与"自利"的目的,在赦宥的具体适用中演变出了复杂的制度设置和种类。从客观上看,此制度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死刑适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制带来的司法专横,同时也使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运行更加具有自身的特色。

赦免制度的理性

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 ,赦免制度都有悠久的历史。然而 ,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 ,各国对犯罪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就决定了当前在我国建立赦免制度的紧迫性。除此以外 ,赦免制度在国内也有其生存的土壤。

我国赦免制度的规范与完善——基于中国传统和域外经验的比较考察

完善赦免制度应符合中国国情,这就需要坚持立法的弹性原则、适用对象的广泛性原则和赦免方式的多样性原则。法典化的赦免立法不适宜当代中国,基于政治、外交、庆典的赦免宜采取随时定制的方式而不宜预先定型。随中国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未来宜逐步扩大赦免的范围,建立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的赦免制度,并通过增设赦免性减刑、赦免性假释丰富赦免的措施体系,以便更加灵活地运用赦免制度。

《天圣令》研究两题

《天圣令》以唐令为蓝本参以新制修纂而成,虽然新修订了不少条款,但是《天圣令》远不是当时法律的全部。在《天圣令》之外,与之并行的法典还有编敕、附令敕。《天圣令》与《庆元令》有着较大的差异,《天圣令》反映的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社会变化后的社会关系,与《庆元令》所反映的北宋后期至南宋的社会关系有着诸多不同。天圣以后,宋代社会仍发生着许多重要变化。

大赦制度新论

首先重新界定大赦的概念,并进而论述大赦制度的类型、效力及其变异问题,在此基础上,着重就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如何存置大赦制度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证。

代际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沉思——兼与徐峰博士商榷

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成既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由地方性转向全球性的过程。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代际气候正义处理的是代际之间在气候资源配置与消费上的正义关系,主要包括前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当代人对未来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代际气候正义的历史责任认定上,"可原谅的无知"不能为发达国家或前代人的大气污染行为免责。因为"无知"不等于"不知","可原谅的无知"带来了责任认定上的契约主义,不利于贯彻代际气候正义原则。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在于"合理的谨慎"。原因在于引发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主体都存着道义上义务——"合理的谨慎",这是代际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人类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展开社会合作,"合理的谨慎"能够保证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顺利实现;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合理的谨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理念;气候变化问题归责的立足点在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正是各方主体未能履行"合理的谨慎"义务,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温室效应。

贿赂犯罪缓刑、免刑适用率高的原因与对策

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缓刑、免刑适用率一直偏高,这不仅使刑罚的一般威慑功能大为减弱,而且不符合我国从严治吏的政策要求。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司法人员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理解不当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为此,应当采取纠正司法人员的执法观念、制定量刑指导意见、加强刑事裁判文书的量刑论证、赋予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权等对策。

我国赦免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赦免制度的现状是存而不废,存而不用,这种立法的空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通过分析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指出赦免制度尴尬处境的关键所在;并从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提出完善我国赦免制度的建议,以期使我国赦免制度摆脱目前的尴尬困境。

论儒家阴阳思想下的汉代赦宥

汉代的赦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深受儒家阴阳思想的影响,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赦宥之举(尤其是大赦)可以为皇帝修德补过,达到“荡涤秽恶”、“与民更始”,从而协调天地阴阳之气以致庆的目的,其德政的功用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