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境况的“社会”:阿伦特论现代性与“局外人”

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都以各自的方式处理了他们的“犹太经验”,并将其呈现为一种社会学的客观立场。身处20世纪经历了整体性危机的西方社会,在经典理论家的“犹太命题”基础上,阿伦特为犹太人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向。阿伦特发现,近代西欧犹太人既生活在“社会之中”,又生活在“社会之外”,“局外人”一词暗含的社会与经济属性才是对犹太人与社会关系的客观表述。本文首先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与犹太人解放这段历史展开论述,然后重点叙述“富有犹太人”和“犹太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在近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处境与地位,最后讨论社会理论传统中的犹太人问题,并在这一理论脉络中定位阿伦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民主改革前西藏阿里地区的手工业以及“贱民”问题——主要以普兰、札达两县为例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阿里地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手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不但种类少,工匠技术也很差;手工业中,以家庭手工业为主,有数量不多的工匠户,世袭为业,处于社会最低层,被视为"贱民",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越地堕民与鲁迅国民性中的奴性批判

鲁迅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从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到弃医从文转向解决国民性问题的行动,鲁迅对国民性中奴性批判的深度与韧劲至今无人能及。对越地堕民奴性人格的认知和思考是鲁迅国民性中奴性批判的极致与原点,通过对堕民的奴性分析,以及鲁迅作品中奴性形象的展现与理性批判,可以寻找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原点。鲁迅在越地堕民中发现了人性中最卑劣的奴性,也在堕民中发现了奴性中潜在的抗争力量。

略论雍正帝“豁除贱籍”政策

贱民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社会阶层。至明清时期,贱民阶层的存在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雍正帝"豁除贱籍"政策的推行,提高了贱民的地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但由于社会制度及政策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豁除贱籍"政策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

印度世俗化进程与贱民问题的解决

贱民制是印度教种姓制度的一部分。贱民解放的过程起始于殖民地时期。独立后,印度政府通过制定世俗主义宪法,实行保留制度,采取一系列扶贫措施,提高表列种姓教育水平和营造世俗主义的思想舆论环境等手段,着力消除这一社会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表列种姓自身的努力也推动了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

论堕民的内婚制及其向外婚制的蜕变

堕民的婚姻尚无专文予以论述。以往著述涉及堕民婚姻时,仅以良贱不婚、堕民自相配偶的内婚制概述。本文从《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寻找良贱禁止联姻的法律根据,以具体的案例探讨堕民自相配偶的内婚制乃天经地义,平民与堕民联姻实行外婚制则以沦为贱籍严惩。民国以后,平民与堕民的内婚制禁忌开始打破,直到改革开放后,良贱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坚冰才彻底消融。

唐代籍没制与社会流动——兼论中古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动向

唐代继承了魏晋以来反逆犯罪者家属籍没为官奴婢的制度,并在律、令中作了更系统的规定。然而,其运作则呈现看似矛盾的取向:一方面,统治者在立法、司法中常表现出扩张冲动,对于籍没反逆犯罪者家属手段峻严,甚至不惜逾越常法。另一方面,唐代奴婢的法律地位进入了整体上升的轨道,法律限定趋于宽松。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对反逆犯罪者家属的籍没产生了自上而下、自中而边的阶层与区域流动,又基于恩赦等产生反方向的回流。对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需结合其背后蕴藏的社会阶层结构"扁平化"的大趋势,才能予以准确理解。这种对社会上层的重刑化,将有威胁的上层人员打压至底层;对社会下层的轻刑化,有助于下层的上升,是社会结构"扁平化"趋势在刑罚领域的集中反映。

乐籍与优名——社会学视角的中国古代优名回溯

艺名,应有其丰富的内涵与意蕴,而不是哗众取宠、急功近利。古代优人地位和处境深受身份等级的约束,没有人身自由,受到歧视,饱受摧残。即便如此,她们在丰富古代音乐、舞蹈文化方面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的艺人,若不考察看历史时代背景,用同样的方式效法取名,以媚于大众,则有无知之虞。

释“隐官”

传世历史文献中见有"隐宫"一词,而秦及汉初的简牍文书中则有"隐官"一语,早有论者指出两者所言乃同一事物。由传世文献结合出土文献及其他考古资料可知,"隐宫"乃"隐官"之误。"隐官"本身既为机关名,亦为"处隐官"者的通称。凡受肉刑而获赦免、平反或私属得放免者,皆入"隐官"。"隐官"本身为贱民。"隐官"之得名乃指其身体受损情形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