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激励政策促进数字企业研发的效应比较

剖析政府创新补贴、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三项创新激励政策对数字企业研发的影响机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系统GMM模型,收集2014—2021年创新激励政策、数字企业上市公司研发相关数据,测度并比较不同创新激励政策对研发的效应大小。结果发现:对于研究投入,单项政策“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政府创新补贴+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小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对于开发投入,单项政策“政府创新补贴”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大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对于研发产出,单项政策“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双项政策“所得税优惠+研发加计扣除”效应最大,三项政策效应大于双项政策的最大效应。

A Review of Different Types of Subsidies and How They Work in Theory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review on types of subsidies and how they work in theory.The paper identified three types of subsidies:subsidies that increase revenue,subsidies that lower the cost of production,and subsidies that are not linked to production or input.With the use of graphic examples to describe the partial effects of subsidies on supply and demand,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obtained:one,for producers to sell more,they will need to produce more,and in order to produce more,a higher input level is required,which depends on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the inputs;two,the larger the elasticity for supply and demand of input(the more responsive supply and demand are to changes in the price of the input),the larger quantity of input used for a given level of support,and thereby increasing the associated environmental damage from the use of that particular input;three,for a given demand curve,a shallow supply curve(reflecting a large 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will yield larger volume effects in response to a certain change in price compared to a steep supply curve and vise a verse.Finally,the study found input subsidy as an example of subsidies that lower the cost of production,and direct income support or unconditional lump sum support to an industry as an example of subsidies that are not linked to production or input.

电价交叉补贴收入再分配效应及阶梯电价改进

能否“妥善处理电价交叉补贴”是制约新一轮电力市场深化改革的瓶颈问题。通过采集河北省2017年居民用电消费大数据,运用价差法和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划分标准,从收入再分配角度实证分析了居民电价交叉补贴的公平性问题。结果表明,按用电量规模由低到高分组,居民享受电价交叉补贴在组内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U型波动趋势;在组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极差异,且随用电量差异增大,组间不公平程度扩大,基尼系数最高达到0.897 1。实证研究显示,目前阶梯电价政策由于阶梯数量及分档电量设置不精细,造成了交叉补贴收入再分配效应呈现极度不公。依据公平原则,提出了阶梯数量、分档电量划分的改进措施,以实现精准补贴。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制度缘起、路径选择与镜鉴

现阶段,我国已迈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新阶段,农业保险领域亟需突破传统农业保险模式,开拓农业保险稳定收入的新功能,从“保成本”向“保收入”高层次迈进。为了探寻适合我国国情和农情的农业收入保险发展路径并制定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本文选取农业收入保险发展最为成功的美国作为典型样本,进行跨区域对比。文章首先阐述美国农业收入保险的缘起和演变过程;其次,介绍美国农业收入保险体系构成、路径选择,并系统归纳农业收入保险的典型成功经验;最后,结合我国农业收入保险试点运行中出现的典型问题,以及中、美两国农业收入保险之间的异同,就如何推进我国农业收入保险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助学与增收效应——基于“两免一补”政策的经验证据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实现教育公平与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以“两免一补”的渐进推开为准自然实验,从助学与增收双重视角研究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长期效果。研究发现:第一,“两免一补”作为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大推进”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受益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即存在显著的助学与增收效应;第二,在收入来源上,“两免一补”对于非农就业,特别是外出务工受益人群收入的影响更显著,即存在异质性;第三,在作用渠道上,“两免一补”能够通过提升受益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其增收。进一步研究发现,落后地区产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会制约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从而导致教育收益率不高。

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

基于CHFS2019年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在是否有政府补助以及控制社会互动情况下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即金融能力水平越高,城镇家庭收入越高;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联立方程模型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仍然能够得出一致的结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在金融能力增加城镇家庭收入中起促进作用,在控制社会互动后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收入依然有显著正向影响。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考量

【目的】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政策是否实现种植结构调整目标,以期为完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实现大豆振兴计划提供经验借鉴。【方法】利用2019年7—11月和2020年9—11月吉林和黑龙江的追踪调研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初始条件和规模异质性角度进行考察。【结果】①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然而,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初始条件下具有较大差异。原本农户家庭种植大豆的比重越低或越高,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越不利于激发该家庭增种大豆的积极性。②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能够提高普通农户和规模户Ⅰ型大豆种植比重,而对规模户Ⅱ型的效果不佳。③规模户Ⅰ型大豆种植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总体经营面积的下降而非种植结构的调整。这一结果表明,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很可能制约了规模化经营水平的提升。【结论】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农户应施行差异化的补贴标准,促进大豆规模化经营,以实现大豆振兴。

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对海洋捕捞渔民收入的影响分析——以山东省胶州市为例

海洋捕捞业是事关国计民生、高风险、高成本的产业,渔船燃油成本在整个捕捞成本中占比较大。为了在缓解渔民生计困难的同时养护渔业资源,我国多次进行渔业油价补贴政策的调整。通过分析山东省胶州市2018年与2020年补贴公示的渔船情况,选用相同船名且渔具名称中的油补标准相同的122艘渔船来对比研究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对海洋捕捞渔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贴政策标准总额下降2386,300元,下降幅度为19%;平均每户家庭标准补助减少25,691.46元,减少幅度为19%;渔业补贴标准金额降低,渔民可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在减少。2018年和2020年渔民遵守渔船管理规定的规范率分别为86%和99%,渔民遵守管理规定的意识在增强。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渔业补贴政策、提高渔民补贴意识、保障渔民生计的对策建议。

2019—2021年潍坊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收支水平和结构

目的以山东省潍坊市为例,分析2019—2021年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收支水平和结构的变化趋势及不同特征机构的差别,了解突发重大传染病疫情给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带来的挑战,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卫生体系建设提供建议。方法收集潍坊市2019—2021年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数据,分析收入总额和结构、支出总额和结构、收支结余的变化趋势,以及不同特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收支变化差别。结果2019—2021年,潍坊市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总收入保持增长趋势,2019—2020年医疗业务收入增长率相对较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支出增长率逐年提高,公共卫生支出增长率明显高于医疗支出增长率。3年间,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亏损减少并得到扭转。医疗收入受影响最大的是医疗服务能力较低的机构。财政补助收入变化程度最大的是覆盖人口数多、承担公共卫生工作量较多的机构,并且这类机构亏损最严重。结论医疗业务收入增长受疫情冲击最大,此时,财政补助收入的高增长率对维持机构经济平稳运行起到重要作用,但财政补助投入仍需要长效机制的支持。在高公共卫生支出背景下,须关注公共卫生工作量大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亏损问题。财政投入在发挥兜底功能的同时,应着重用于提高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业务能力。

我国天然橡胶产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演变、现状及建议

天然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完善天然橡胶产业支持保护政策对增强天然橡胶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资源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在梳理我国天然橡胶产业支持保护政策的演变历程、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借鉴了我国糖料蔗和棉花产业的支持保护政策,提出了天然橡胶产业进一步完善支持保护政策的建议。

首轮退耕还林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目的】探讨首轮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能够为完善后续退耕还林政策以及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2019年和2021年河北、四川、甘肃、宁夏以及湖南5省(自治区)1733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借助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收入及收入结构不平等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退耕补贴到期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和退耕规模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异质性影响。【结果】1)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2)分别选用不同度量指标替换基尼系数,由不同度量指标所构建的RIF模型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研究结果是可靠的。3)从收入结构上看,退耕补贴到期对农户内部工资性和生产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农户内部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农户内部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不显著。4)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农户而言,退耕补贴到期对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高中及以上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于不同退耕规模农户而言,退耕补贴到期对中等规模及以上退耕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小规模退耕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结论】首轮退耕补贴到期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退耕补贴到期对退耕农户内部工资性和生产经营性收入不平等具有加剧作用,而对内部转移性收入不平等则具有缩小作用。不同类型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受退耕补贴到期影响的差异较大,具体表现为退耕补贴到期会加剧中低学历和中等退耕规模及以上农户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缓解高学历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而对小退耕规模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从拓宽农户就业渠道、促进后续相关产业发展以及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帮扶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农地抵押融资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了吗?——兼议农业保险和农业补贴的协同作用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并有效发挥农业支持政策协同作用的问题亟待破解。基于相对剥夺视角考察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依据四川、重庆和宁夏共886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农地抵押融资可得性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群体异质性,揭示农业保险与农业补贴的协同作用。研究证实,获批农地抵押贷款有效降低了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机制研究表明:获批农地抵押贷款可通过促进土地转入和改善家庭消费水平,进而缩小农户收入不平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农业补贴虽均对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产生积极效果,但与农地抵押融资并未产生正向协同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农地抵押贷款的收入不平等缓解效应对劳动力禀赋较薄弱、经营规模较大、职业类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户及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村庄更为明显。因此,以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助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应不断优化农地抵押贷款产品供给、激活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协同作用、增强支农惠农政策包容性。

“绿箱”还是“黄箱”?——农业收入保险试点政策WTO合规性、风险测算与通报策略探讨

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背景下,通过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突破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转型瓶颈、化解WTO规则下的“破箱”困局,明确中国农业收入保险补贴的WTO合规性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比WTO《农业协定》与中国三大粮食作物种植收入保险试点政策发现,由于现行试点政策中的起付线、免赔额、赔付金额等方面均存在争议点,当前农业收入保险补贴较大概率被归为特定产品“黄箱”。进一步对特定产品综合支持总量(AMS)和微量许可剩余空间(MRS)的测算结果显示,若将农业保险补贴归于“黄箱”措施,那么特定产品小麦、稻谷将面临“破箱”风险。在针对“破箱”风险的应对与化解方面,本文通过对保障水平、目标收入、农业生产者净得、“转箱”等关键指标的具体拆解和测算,提出通过策略性通报降低“破箱”风险的具体方案,同时提出实现农业收入保险的市场化转型、提升保险机构的专业能力、深度参与和影响WTO改革与贸易规则制定等中长期政策建议。

基于目标价格改革背景的玛纳斯县棉农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是保护棉农收入的一项惠农政策,也是提高棉农植棉积极性的一项重要举措。首先,从理论出发探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对棉农收入的影响机制,揭示影响棉农收入的主要因素。其次,以新疆玛纳斯县为调研地区,以棉农为调研对象,以446份棉农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棉农收入的因素。结果表明:是否外出务工、补贴领取金额、种植规模和受教育程度对棉农家庭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棉劳动力比值和种棉年限对棉农家庭纯收入没有影响。最后,为确保棉农种棉收入和推动新疆棉花产业健康发展,基于实证结果,从加大农户素质教育培训力度、拓宽棉农增收渠道和提高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效率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业补贴政策影响及调整方向研究

本文深入研究了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供给总量安全、粮食供给结构安全以及农户总收入水平的影响效果。基于构建的农业DSGE模型,从宏微观结合的多方位视角考察了多种农业补贴政策以及政府一般性服务支持政策对农业生产要素资本积累水平、农户投入行为决策、农业生产力水平以及农户总收入的影响效果和传导路径,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宏观经济数据的真实反馈分析,全面考察了核心经济变量在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间的真实影响效果。研究结果显示:(1)农业补贴政策能够有效刺激农户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水平的提高,深层激发和释放了农业生产力;(2)农业补贴政策能够有效保证农户基本经营收入水平,并显著增加农户可支配转移净收入水平,对保障农户基本总收入起重要作用;(3)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托市价格政策会刺激农产品价格呈现上升趋势,并不利于农业种植结构不平衡的调节。

政府补贴、制度环境与工业企业职工收入

文章从政府补贴和制度环境角度,探寻工业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的原因和机制。在理论分析三者关系的基础上,运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从企业层面证实了政府补贴和制度环境每增加1单位,对工企职工收入分别起到了9.5%和27.4%的促进作用。分样本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非资源类组别中工企职工收入无显著影响;在西部样本中,政府补贴对工企职工收入的影响为负;其他分组均显著支持基准回归结果。此外,通过综合考虑企业所在省份到港口的最近距离和1952年企业所在省份的人均农作物种植面积来构建新的制度环境工具变量,证明假设成立。进一步考察发现,企业技术创新在政府补贴和制度环境对工企职工收入的正向影响中分别发挥了11.37%和7.11%的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和制度环境直接或间接促进工企职工收入,这说明在我国工业企业创新和职工收入保持同向递进的过程中,政府补贴的大力支持和制度环境的持续向好起到了重要作用。文章的研究为促进工企职工收入和生产率同步提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思路。

纯收入、保费补贴与逆向选择对农户参与作物保险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黑龙江和辽宁两省的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黑龙江和辽宁两省340份被访农户作物保险购买状况的调查问卷,实证分析了纯收入、保费补贴与逆向选择对农户参与作物保险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纯收入、政府保费补贴与逆向选择均对农户参与作物保险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纯收入越高、政府保费补贴越高,农户作物保险参与意愿越强,保费支付意愿越高;相较于风险偏好类型农户,风险规避类型农户对作物保险保费的支付意愿较低,存在着逆向选择。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提高农户收入、加大保费补贴以及完善法律法规等政策建议。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粮食直接补贴效率分析及政策启示

对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效率的研究,不仅要考虑政策实施效果,也需兼顾政策履行成本,这样补贴政策才具有可操作性和持续性。本文利用较标准的研究效率问题的数据包络分析法,从“制度效率”和“规模效率”两方面来研究补贴效率,分析结果表明:①我国粮食补贴制度效率普遍不高;②各省市补贴制度效率存在较大差距;③补贴无效率的区域多集中在粮食主产区;④补贴无效率的区域多呈规模效益递减,制度创新尤为重要。根据这些基本结论,提出一些重要政策启示。

基于外部性收益的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补贴模式分析

以我国北方某沼气工程为例,按照业主自筹全部资金、2009年国家建设补贴标准和工程实际投资3种建设投资方式,对其现有经济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以外部性收益为依据对沼气工程进行补贴的两种模式。结果表明,外部性收益与沼气工程运行效果和沼气产量有直接关系,依据外部性收益对沼气工程进行补贴,可以显著提高沼气工程的经济效益,推动规模化养殖场沼气工程正常运行和发展。综合沼气工程投资者和社会利益考虑,业主自筹全部建设资金,按照工程实际运行的外部性收益给予补贴,既可保障工程的正常运营,又符合整体经济性。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