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青年政治参与困境及治理路径

政治参与是青年发展的重要方面,互联网技术在便捷青年政治参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主要表现在:算法推荐技术降低青年群体政治参与能力、负面消息影响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意愿、网络空间浊化减弱青年群体政治效能感。对此可通过改进算法推荐技术,提升青年群体政治参与能力;完善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增加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意愿;净化网络空间,强化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效能感的方式,构建和谐、规范、有序的网络空间政治参与局面。

互联网使用能否促进村民的政治参与——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亟待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居民问卷数据,就互联网使用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村民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互联网使用与村民政治参与之间表现出部分积极的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在互联网使用与村民政治参与之间体现出遮掩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类别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呈现出较大差异性.

信息激励与社群助推:互联网使用何以促进政治参与

随着第四次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来临,互联网愈发成为赋能社会公众、促进政治参与的关键力量,然而互联网内在的工具理性特质决定了其将在技术逻辑的驱动下对政治参与产生多重影响。为探究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将政治参与区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类形态,构建了技术赋能的理论框架,提炼出信息激励与社群助推两条作用机制;而后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两期混合截面数据,通过实证分析为研究假设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研究发现:(1)技术赋能效应明显,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了政治参与,尤其是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促进效应更为突出;(2)信息激励机制验证,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性能通过增强公众信息接触的深度与广度,缓解信息约束,进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3)社群助推机制验证,互联网社会互动的特性能够通过提升公众社群参与的数量和质量,缓解社群约束,进而有效促进政治参与。本研究揭示了互联网的技术工具本质对政治参与的“双刃剑”效应,为政府因势利导发挥互联网的积极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

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量表编制

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方法,辨析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概念结构,收集、整理和归纳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维度和测量指标;并运用类属分析方法,发展出包含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网络政治行动三个维度8个题项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量表较好地反映了网络政治参与概念的结构和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实际状况,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村务管理中的农民参与——5省市60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

农民参与村务管理尽管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但参与水平不高、监督参与率低,正式参与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研究表明,政治社会化程度越高、以及低政治信任和高政治功效感的村民,其村务管理参与度越高。在这里,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与情感——价值理论虽然仍有较大的适用空间,但也出现了适用边界限制,村民参与管理并未出现年龄方面的代际差,富有本土特色的宗族背景和传统价值观、以及宗教背景与民主价值观也均未影响到村民的管理参与行为。

网络政治参与与青年政治意识的发展

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政治意识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青年的精英意识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责任化,参与精神意味着青年政治意识的实践化。青年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网络政治参与,但尚存在群际隔离与互动失序、政治冷漠与政治热情相交织、政治态度倾向上的不满意度及从众性偏激增加以及网络行为的娱乐化、看客心理与"政不关己"的集体无意识等局限与误区。对于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应当以社会利益激发其网络参与动机、引导参与方向,通过教育使青年网民成长为"组织化的公众",训练思想政治教育者成为在线"意见领袖",建立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的青年教育"在线联合体",并从法律、道德、技术等方面对青年的网络表达进行多向度、发展性规制。

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参政议政与盈余管理

手工搜集了2004年-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的相关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对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关键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边际显著负相关,而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显著正相关。

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然而环境污染侵害的远不止公众健康。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主要源于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同判定。环境污染状况对不同区域和居住地居民的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均有表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稳定,各级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政治参与。

状况与走向:内蒙古蒙古族女性参政程度研究

女性参政是妇女解放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蒙古族女性是否拥有与男性或其他民族女性平等的参政权,既是蒙古族女性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又是影响内蒙古自治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蒙古族女性参政水平低的现状,应该从思想意识上自觉地把蒙古族女性参政提升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平等的高度上予以重视,积极构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从而构建阳光政治体系,自觉强化蒙古族女性的参政意识的建设。

参与-回应模型:网络参与下政府决策回应的一个分析模型——以公共工程项目为例

论文从政治沟通中参与和回应的角度提出一个分析模型,用以解释网络参与环境下政府决策回应的行为逻辑、行为模式,以及不同环节、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制度逻辑。并通过以公共工程项目为例的实证分析进行模型验证。研究表明,以网络民意先发、政府被动回应、网民与政府互动不平衡为主要特征的被动回应模式是当代中国在网络参与背景下公共工程项目领域中的主要模式,沟通机制是对其解释的关键因素。论文提出的"参与-回应模型"有助于提高研究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力度。

近几年来网络围观议政现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目前学术界对网络围观议政现象的研究主要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虚拟社会运动"和"网络参政"四个视角切入,并相应形成四种解读模式。应该在对这些解读模式逐一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解读网络围观议政的新模式,即围观式政治参与。

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公众得以相对容易地获取各种政治知识。政治知识获取和拥有的改变可能对参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的经验分析显示,当前中国公众网上的政治参与水平已和传统参与形式不相上下,甚至超越网下。公众的政治知识与效能感产生交互效应,对网下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政治知识也直接正向影响网上参与。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更知情的公众更倾向于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更积极地以互联网为渠道实施参与。同时,网上政治参与成本的降低使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改变,政治知识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政治参与是社会权力的直接表征;政治知识是生产与再生产不平等权力结构的重要维度。管理者和研究者应思考如何以制度化的安排搭建公正、有活力的网络公共空间,建构数字时代基于公众参与的稳定的政治秩序。

中国互联网政治功能研究述评

互联网作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同传统的大众传媒一样,承担着社会系统的政治功能。从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政治沟通和建构公共领域四个方面对国内互联网政治功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述评。

对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网络政治生态的思考

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地区,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利用网络参与政治,并对当地的网络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网络政治参与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严重影响政治生态文明。本文结合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特征等,分析了影响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建设的特殊因素,并对如何构建和谐的民族地区网络政治生态环境进行探索。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新阶层的政治参与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社会新阶层有序合理的政治参与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必须探索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和机制,扩大新阶层的政治参与层面,才能化解他们在政治上诉求得不到满足而可能产生的矛盾,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拓展民主党派的组织基础和增强利益表达功能,拓宽政治协商的途径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来实现新阶层的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形态:国际比较与中国意义

网络是人类社会20世纪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几乎影响了人们在各个领域中的活动。网络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影响至关重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网络政治形态。本文以"网上政治"与"网下政治"的互动作为研究视角,在比较分析的框架中,揭示了网络政治的独特的两面性与双重性。网络政治作为现实政治的补充者、替代者和重塑者,相应地表现为参与型政治、压力型政治与权力-资本结盟型政治三种形态。网络政治独特的运作机制并没有掩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联,尽管它在诸多层面改变了传统政治的运行过程和关系模式,但在其颠倒机制和聚合机制的背后,存在着一种隐蔽的垄断机制和操控机制。认识网络政治的独特性及其形态,有助于中国从容应对网络政治所带来的挑战。

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基于CGSS2006的工具变量分析

本文使用CGSS2006的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日常互联网使用与群体性上访、示威、集会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考虑到互联网使用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除了广泛控制被访者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心理和政治参与经历等变量外,本文还以被访者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ICT)的内在偏好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联立性偏误问题。研究表明,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可以扩大城市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互联网的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抑制性双向因果"意味着拓展利益诉求渠道是消除社会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

塘沽模式: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民自治主流——对“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的观察与思考

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在天津市塘沽区实施的“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政策创新示范项目”(2003年6月-2004年6月)探索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民自治主流,即通过政策的推动改善农村妇女民主参与路径,推出了一个由政府主导、以政策干预为手段、联合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进程的塘沽模式。本文研究和评估了该项目的典范意义、发现和产出、推广价值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角色变迁之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参与方式,给公民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与平台;同时,网络提升了公民参与率和参与效果。此外,网络参与还迫使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角色等的转变。此外,本文也反思了网络参与所带来的"网络扰政""网络话语权的控制",甚至"网络暴政";政府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的是协作与信任关系,通过新形式的公共参与建立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