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参与式预算具有独立的直接民主价值,可以与间接预算民主之间,构建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民主构造,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下,参与式预算应具有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意涵。根据这一要求,参与式预算的规范化应呈现出人民性、基础性、宪法性;参与式预算的制度化应涵盖预算编制的全过程、预算审批的全链条、预算监督的全覆盖以及预算绩效管理的全方位;参与式预算的程序化应包括预算公开程序化、组织参与程序化、权利保障程序化。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构,既可以完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间的政治互动,又深化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意涵。

全民公投检视:关于西方民主合法性危机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乃至西方民主国家掀起了全民公投浪潮。面对棘手的政治与非政治议题,越来越多的政府选择诉诸直接民主,将裁决权交予公民。此前未就公投颁布过法律的国家,相继启动立法程序以规范公投的使用,而早已将公投纳入宪法的国家,也通过频繁的政治实践来提升公投的决策地位。这种情形下,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西方社会民众与学者的质疑。认为以全民公投为代表的直接民主将取代代议制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核心决策模式的声音层出不穷。代议制民主合法性危机的存在不假,而且其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严重阻滞西方社会治理效率。但就目前而言,这种合法性危机仍不足以对森严的西方政治体系形成结构性影响。全民公投使用频率的上升只能代表决策模式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并不能指向代议制民主的可取缔性。多数情况下,全民公投仅是西方当权者用来安抚公民政治参与情绪的制度工具。面对围绕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精英制度形成的政治壁垒,直接民主决策模式依旧难以逾越。

从代议到参与:参与式民主对代议制民主的超越

代议制民主一直被视为当代西方最理想的民主形式。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存在着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政治冷漠等现象,代议制民主的弊端逐渐暴露。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否定代议制民主的某些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公民的直接参与,拓展了民主参与的形式和领域,进而超越了代议制民主。然而,参与式民主并未完全取代代议制民主的重要地位,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落。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了参与式民主理论,提高了民主参与的可行性,关注社会复杂性问题,从而对代议制民主构成了更强烈的挑战。同时,面临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政治极化问题,西方民主理论依旧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形式。这也表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问题本质不在于形式,反而有其更为深入的政治、文化原因,仅在民主参与的形式上进行调整难以满足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与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一样,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权责不对等,代理人可能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产生权力变异、腐败滋生、效率低下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改革代议民主制的思路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安排,建立完善的激励、监控和沟通机制,将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适当地结合起来,等等。

社会转型、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合法性是关于公共权力正当性和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源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协商性民主理论,强调通过程序主义对话伦理赋予公共政策或立法以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超越。协商性民主在政治参与、法律监督、政治博弈、程序正义方面的优越性,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重建其政治合法性基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论行政协商决策及其制度保障

我国现有行政决策模式下,公民在行政决策中并无实质性的话语权。以协商民主理论构建新型的行政决策模式是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能途径。行政协商决策的正当性,可以从决策的前提、过程及结果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但是在实践中,行政协商决策可能遇到诸如公共理性不足、参与者实际上的不平等及达成共识困难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建立起多维度的行政协商决策制度保障体系,包括以信息公开与社会组织化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制度,赋予公民决策启动权、规范决策过程话语秩序与话语权力的规则制度,以及以司法审查、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决策评估等途径的责任追究制度。

参与式民主:网络时代行政法治的新范式

在网络时代,作为各国行政法治主流模式的代议制民主,因其固有的局限,呈现出明显的弊端。为了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参与式民主作为一种行政法治的新范式,将成为历史的必然。参与式民主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但其一直被认为是微观民主,无法上升到国家层面。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地域和国别的界限,有效地消除了阻碍参与式民主的信息不对称和规模限制,构建了公民广泛参与行政法治的平台。参与式民主的实现路径体现为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政治发展

本文基于既有研究和语境变化对政治发展进行了再界定,将权力和参与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分析了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价值共享悖论与道路多元的现实,结合当前代议制民主危机显化、非选举的代表增多和互联网带来的多重选择渴望等时代环境,从政治发展的长短期取向、路径选择、影响因素等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需立足自身历史与现实,把握全球范围内政治发展的图景和新趋势,围绕权力和参与,有步骤地形成以中国价值体系为支撑的权力能力、权力制约与公众参与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

协商民主理论述评

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实践的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代议制民主有背离民主本质的倾向和局限。因此,作为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协商民主在西方兴起。协商民主强调平等、自由、理性地沟通和对话,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发展和丰富了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现有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决定了协商民主对于完善中国政治协商、促进基层民主、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诸多启示价值。但要注意的是,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否则就会陷入误区。在中国既要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选举民主,实现二者的互促互进。

卡罗尔·佩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评析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卡罗尔.佩特曼于1970年出版了《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完整地构建了"参与民主"理论。佩特曼以古典民主理论为研究起点,通过对第二类古典民主理论进行诠释得出参与民主理论,并运用企业低层次上工人参与的例证、企业更高层次上工人部分参与的例证,以及南斯拉夫工人的"自我管理"实例等实证资料对参与民主理论进行证明。参与民主理论对民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它在内容上和论证上也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参与民主理论的不可操作性促发了审议民主理论的勃兴;参与民主理论构筑了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根基,为民主行政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

民主的倒退与民主的尴尬:泰国政变的合法性分析

2006年9月,泰国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信看守内阁,接管了国家权力。这次政变的爆发,与他信政府在利益、道德等方面发生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危机有关,也与泰国民主发展不完善,即民主的尴尬有关。军事政变一方面作为结束遭遇合法性问题的统治者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它严重影响了泰国的民主化进程。完善的民主制度是解决政治纷争的有效方法,只有它才能为政治体系提供长久的合法性基础。

参与民主:新型的民主形式

民主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公众的政治参与。参与民主理论就是为了解决传统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异化而导致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危机而得以产生的。在坚持中国宪法结构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民主理论与制度,能够培养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有效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尊严,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进一步证成政治统治的正当性。

同意的难题——论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同意

自西方启蒙时期开始,政治理论家们便将同意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古典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洛克、卢梭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前国家的自然状态中,人们是通过同意授权统治者,赋予其进行统治的权利,使其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具有了合法性。但是同意理论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譬如洛克《政府论》中的默认同意难题;再如在当代社会,面对大而复杂的共同体,古典社会契约论中的同意虽然在证成国家建立的合法性中具有吸引力,但是难以满足对于后续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实际论证,于是发展出崭新的同意概念,即将民主程序中的投票或参与等同于同意。本文要论证的就是这些新的尝试都是不成功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最终从同意转向了公共理由。

正当性缺失: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悖理

由于理论的不完善和实践的不成熟,西方协商民主表现出明显的正当性缺失:代议制框架下的代表参与方式不能直接体现协商主体的包容性和广泛性,同时以"整体利益"为考量的代表的独立性诉求必然造成代表性不足的民主价值困境和"反民主"的实践危机;在偏好转换的实践前提与协商民主的价值功能出现"倒因为果"的逻辑自证的同时,面对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更优的论证"的力量和公民民主品格缺失,"虚假偏好"和"自利价值"必然与协商民主偏好表达的"真实性"和"公共性"诉求相悖;对"政治中的人性"认识的误区,必然导致协商民主理论的"真诚地公开讨论"诉求与民主实践现实中的"伪善"相背离,并带来专制政治的风险。

后工业化社会对民主价值的回归:自治、参与、协商

随着后工业化风险社会的来临,有一股强大的强势民主正在回流,要求公民自治,在民主治理中亲自参与和协商,在继承代议民主和精英民主基础上超越,寻求自治民主。自治民主不是同语反复,而是对民主的自主性和人民主权的再启蒙,也是对经典民主价值的再发现。自治民主也不能仅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流于空谈,文章尝试探讨自治民主得以贯彻的可行性,从而更好地澄清在新情势下人们对民主的认识。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与地方治理——乡镇基层民主发展的若干命题初论

本文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对基层民主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选举式民主是不是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方向,将取决于两个内生性变量,即:村民的民主欲求和各地面临问题的性质。文章就选举民主能否增加基层地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了分析,指出选举民主只是增强地方政府合法性的途径之一。在民主和政府治理的关系上,作者认为选举民主未必能够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政改并不存在一种"成功"模式适合所有地方,因此,不应该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某一种模式,而应该在给定"方向"和"原则"的前提下倡导和鼓励各地自主创新,探索适合本地方的政改模式。

参与民主: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面向——以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融合现象为观察对象

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协商民主已经成为补救选举民主内生性缺陷的一种理论范式。然而,这一理论路径并不切合中国具体国情。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驾齐驱"的历史与现实表明,我国更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推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尽可能以民主参与的方式来扩大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政治空间和机会。

民初国会政制研究中几个关键问题

民初国会政治研究已奠定良好的基础,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尚存思考余地。就"机运"而言,中国代议制国会的创建与构成其否定因素的"直接民主"观念为国人所认知同步,可谓生不逢时。从政体角度观察,在分权体制下《临时约法》赋予国会单方面制衡行政的诸多特权是否合宜,也成问题。民初政党发育不成熟,相互制衡的两大主流政党未能形成,难以支持国会及责任内阁制的正常运作。国会政治运作不成功,非尽关乎地方自治导致的政治"碎片化",民初地方自治体现的是一种"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并不一定构成国会政治的否定因素。真正对民初国会具有杀伤力的是国民党在"统一"名义下实施的一党专政,这种专政在"直接民主"幌子下实施,最终导致代议制国会严重畸变。

民主、法治与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框架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民主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与法治、民主与法治之间是内在统一的。同时 ,它们的统一又不是自动实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意义 ,就是对党的执政基础即政治合法性作出了时代诉求。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而发展法治下的民主政治或者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 。

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述评

在民主思想的古典传统中,参与一直居于核心的地位。然而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参与却又一直被漠视和疏远,以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被誉为″近代最伟大发现″的代议制民主义已经积重难返。出于对当代民主理论的不满,20世纪60年代参与式民主理论重新兴起,随即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主理论流派。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极大程度上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结构性的缺陷与不足,在建构当代民主理论中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