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院系治理的演进、困境与进路探赜

院系治理是大学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协调党政关系主基调下,我国高校院系治理大致历经了“探索初创期”、“调适定型期”和“提质增效期”等三个演进阶段。当前,我国院系治理面临领导体制不健全、制度体系不完备、运行机制不通畅、治理主体权责失衡、党组织功能“悬浮化”等瓶颈和困境。推动院系治理现代化,应在遮蔽与澄清、守正与创新的动态调适中科学规避“制度移植陷阱”,创造性地推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向院系层面的制度移植。在实践中,明晰院系党政共同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党政学协商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作用,是加快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路径。

高校机关作风建设的价值旨趣、实践意蕴与当代启示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机关作风建设是高校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能否贯彻落实到位,关系到学校党委的决策部署能否落地见效。文章在阐述高校机关作风建设高质量发展重要意义的基础上,从发挥高校机关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打造过硬机关党员干部队伍、深化改进机关作风建设机制三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了我国高校近年来在机关作风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以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纪律作风建设为切口,进一步阐释了推动高校机关作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

行政诉讼中公序良俗原则之适用

公序良俗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边界具有模糊性。通过NVivo质性分析可得出,近年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公序良俗原则的案件数量增加,案件类型的范围显著扩张。对法院、原告与被告就该原则的判断标准或描述性方式及其裁判文书中位置梳理可得出,不同法官对公序良俗原则的判断标准不同,当事人对该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公序良俗原则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成因,一是法院对该原则的论述理由不具有说服力,应适当考虑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描述性方式,并对此予以适当回应;二是法官缺乏将原则具体化的思维工具,宜通过“比附”和“还原”方式厘清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边界,进而搭建起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及其新规则的路径。

国会及其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角色与影响

拜登政府执政后提出“竞赢中国”战略,全面开展对华战略竞争,明确美国对华战略以及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将由“竞争”来定义,“竞争”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性框架”。美国国会两党也逐渐统一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广泛介入中美关系,开展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对华立法和政策行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这一背景下成立,并通过调查研究涉华议题,为美国国会制定对华强硬政策和立法提供了参考依据,协调政府的对华政策行动。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激进化取向,使其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了极其负面的角色,成为美国各项遏制中国行动的策源地之一,对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全球局势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烈度,加深了美国民众对华错误认知,导致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日趋常态化、极端化。

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测度与评价:理论、方法与应用

数字政府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但其建设成效有待评价和改进。文章围绕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测度与评价问题展开研究,探讨如何构建理论模型、发展评估方法并加以应用。在综述已有文献基础上,提炼数字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理论框架,提出从人民高品质生活、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的“三高”视角进行评价,并讨论开展课题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以及本课题要实现的预期目标。

算法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及其双重保护

算法行政对于提高效率和节约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但因技术障碍与法律掣肘,也大幅增加了相对人实体权利减损、程序性权利萎缩、救济性权利虚置的风险。鉴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双重机制,全面保护算法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在技术上,应保证算法数据的科学性,算法模型的合理性,算法审计的有效性。在法律上,为防止相对人实体性权利受到侵害,应明确算法行政的适用范围与程序,规范信息收集行为,优化算法决策审查程序;为保护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应健全算法告知程序,完善算法披露措施,构建人机协同保护机制;为保护相对人救济性权利,应健全算法选择程序,提升相对人数字能力,明确赔偿责任。

党领导重大行政决策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作为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行政决策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重大行政决策更是关系本行政区划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全局,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坚持和加强党对重大行政决策的领导,不仅可以助力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还可以借此带动行政法治水平的整体提升。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是一个复杂的程序链条,党的领导应贯穿其全过程,在决策事项的确定、决策草案的拟定以及决策方案的出台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应加强决策机关党组建设,明晰同级党委、决策机关党组、决策机关三者之间的权责边界,并通过决策机关党组使党领导重大行政决策工作在法治轨道内有序展开。

论破产债权审查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

面对破产债权审查中以虚假生效法律文书申报债权的频发现象,具有打击虚假诉讼功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为破产债权人提供了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又一救济路径。基于破产程序参与主体多元、利益纷争复杂的特殊性,应当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做出特殊安排与协调。破产程序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范围既涵盖全体破产债权人,也包括管理人,但原则上应由管理人提起,仅在管理人怠于行使其职权时,单个破产债权人方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仅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由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审理,而不适用破产法集中管辖之规定。在既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又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时,管理人可任意选择适用,但选择其一便视为对另一救济程序的放弃。

规范与监督: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法治之路

对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中蕴含着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是监察机关处置权应有之义的体现,还是监察机关实践工作范式的运用。不过,监察机关这一行为在当前仍然面临着困境,包括在对职务犯罪进行非罪化处置时合法性上所带来的疑问、容易对司法权产生威胁以及容易造成监察权行使的恣意性等。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在观念上对党纪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的理解存在偏差、在规范上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非罪化处置的标准不明以及在制度上缺乏对监察机关这一行为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最终造成了现实的“困局”。为此,必须系统而正确地认识党纪政务处分与刑事处罚之间的关系、明确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标准、建立健全监察机关非罪化处置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监察体制改革所预期的目标。

论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诉讼原告地位

依据当代中国行政诉讼法“民告官”理念预设的原被告角色及其诉讼结构关系恒定模式,在有关行政协议争议的诉讼中,缔约的行政主体不能作为第一审原告。究其原因,《行政诉讼法》只承认了抗告诉讼(撤销诉讼)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并将行政协议误读为行政行为的种类之一。行政协议因此也具有了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并可以被作为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根据,替代了行政主体通过起诉方式解决缔约相对人不履约的诉讼模式。无论是对行政协议纠纷非诉强制执行的实质司法审查,还是以行政协议履行催告决定书作为非诉执行根据,都缺乏契约法理和强制执行的正当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范围内和我国法域内的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和受案范围制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协议之诉是法律关系争执的给付诉讼,缔约的行政主体在诉讼阶段得提起债权之诉,在执行阶段得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依规治党视域下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的法教义学分析

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法教义学则是依规治党的重要方法论。以民主集中制为分析框架,可以梳理出一个保障与限制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的规范体系。党组织自始至终都尊重和保障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但是党组织的意图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确定而外化,则成为党员提出不同意见权规范体系适用的关键节点。节点之前,党员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只要意见本身不违反纪律即可;节点之后,党员只要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仍然可以声明保留不同意见,并且可以继续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但在提出不同意见的对象和方式上应当有所限制。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的原因再审视——基于政党政治的视角

拜登上台执政后不考虑重返TPP而是另起炉灶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政党政治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长期以来在经贸问题上形成的政策偏好、斗争妥协以及政党内派系分歧等共同塑造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内容。“印太经济框架”的推出既源于共和党极力反对下美国重返TPP陷入被动的国内现实,也与民主党内激进派势力的施压密切相关,还是拜登政府谋取中期选举成果和竞选连任的产物。未来“印太经济框架”的推进落实须平衡好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作为党内反对派的民主党激进派、作为政策需求方的民众和利益集团等三种力量的压力。尽管“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用尚待观察,但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中国须密切关注并审慎应对。

嵌入、吸纳与协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与实践逻辑——基于苏A县案例的考察

在构建“政党嵌入-行政吸纳-民主协商”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苏A县案例进行考察发现,苏A县通过党建引领,激活了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以党组织嵌入,促成乡村凝聚力的提升;以行政吸纳,促成乡村行动力的提升;以民主协商,促成乡村内生活力的提升,有序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政治嵌入机制、行政吸纳机制和民主协商机制共同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回应力,以促成政党、国家与社会三元主体的有效互构,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链接国家与农民:政党建设、行政嵌入与基层选举——基于脱贫攻坚的实证研究

脱贫攻坚是以政党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战略举措,其中政党、政府、乡村社会三元互动,进而对基层选举产生深刻影响。根据政党-政府-乡村社会三元互动分析框架,资源输入、行政嵌入与政党建设是脱贫攻坚影响基层选举的三个作用机制。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利用连续型双重差分设计进行效应评估发现,脱贫攻坚总体上提高基层选举投票率,发挥驱动村庄民主治理的政治效应。机制性分析显示,脱贫攻坚经由资源输入机制和行政嵌入机制一定程度上降低基层选举投票率,而经由政党建设机制显著提高投票率,且政党建设的中介效应大于前二者。总之,脱贫攻坚中政党建设发挥着链接国家与农民的桥梁作用,有效驱动基层民主治理。

高校二级学院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制度执行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湖南某地方高校为例

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是高校二级学院的重要决策机构。目前,各高校二级学院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制度已基本建立,但执行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存在会议组织不够规范、议事范围不够清晰、议事程序不够严谨、监督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以湖南某地方高校为例,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为推进高校二级学院党委会和党政联席会制度高效运行提供借鉴。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行政监管的反思与完善

目前中国已基本完成了以《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为主要脉络、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为具体内容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行政监管制度的建设,但在法院案件裁判过程中,仍然存在行政监管立法不完善、行政监管依据难以统一、行政监管方式相对单一的诉讼问题。因此,应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法律概念进行界定,在个案中采取利益衡量原则进行裁判,对第三方平台的法定义务内容进行细化,创新监管手段促进行政机关与第三方平台的有力协作,以此为路径,促进中国网络食品交易持续健康发展。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行政责任界定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是推动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现有规则无法为各方主体行政责任的界定提供充分依据,在第三方治理中存在着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不明确、行政处罚种类的适用及依据标准模糊、行政优益权的行使缺乏行政处分的有效规制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区分第三方治理模式类型的基础上,明确第三方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并以合同履行程度为重点,引入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确定行政处罚的具体方式,加强对环境行政协议的规范约束,促进第三方治理模式在运行中的有效性。

学科评估的法治化转型——基于第四、第五轮学科评估模式的分析

当前,学科评估既缺乏第三方评估的独立自主,又缺乏公权力本身所应接受的法律约束与监督。实际上,学科评估应认定为行政行为,其行为类型是行政评级。学科评估的行政行为属性决定了其不能完全实现“去行政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管办评分离”的政策要求相抵触,甚至可以促进“管办评分离”精神要义的达成,进而实现评估主体配置上的“帕累托改进”。学科评估的弊病并不在于其“官方色彩”,而是如何通过法治化路径促使其规范发展。采用行政法上的价值类型化范式分析学科评估,其法治化难点可以归纳为公正性问题、科学性问题和参与性问题。学科评估实现法治化转型,应通过多元化制度手段的实施,实现合法性、科学性、民主性的统一。

党政联合发文的行政司法效力研究——基于100份行政裁判文书的分析

党政联合发文因其兼具党内法规与行政法规的双重属性,对相关机关职责及公众权利义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具备进入行政司法审判的可能性。对100份涉及党政联合发文的行政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发现,党政联合发文的纠纷常集中于信息公开与司法审查两方面,且在司法实践中党政联合发文通常不被纳入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列,仅作为法官裁判说理时的参照依据。为了充分发挥党政联合文件的功能价值,缓解其与现行司法适用规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必要通过明确党政联合文件的法源地位,构建实质审查标准以及完善司法救济体系等方式,提升党政联合发文在行政司法实践中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污染控制行政法律关系结构的变迁:从二元对立到三元互动

以“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为指导,我国将排污单位确立为行政相对人,构建了由环境行政机关和排污单位构成的二元对立的污染控制行政法律关系结构。在第三方环境服务兴起的背景下,应当确立第三方环境服务机构的行政相对人地位,实现污染控制行政法律关系结构从二元对立到三元互动的变迁。基于第三方环境服务机构的双重身份,复合型污染者监管和环境服务监管构成了三元互动污染控制行政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污染者监管与环境服务监管在监管目标、监管方式及强度上均存在差别,需要借助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为污染控制行政法律关系的三元构造提供充分的立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