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前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中国教育变革设计

戊戌维新变法前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看到晚清政府准备推行教育改革,设计了系统的教育变革方案,并积极上书晚清政府。其设计主要包括教育管理体制、学校系统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其内容在迎合中国士大夫传统思想的同时,体现出近代教育的要求,其目的则在于获取中国新式教育的领导权。

基督教与近代山西教育事业现代化

基督教传入山西后,在山西创办了不少学校。考察了基督教会在山西的办学情况,并从铭贤学校的学制及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师资配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分析教会学校在山西教育事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亚历山大教理学校及其在西方教育史上地位

公元2世纪末,世界上最早的教理学校诞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教理学校植根于埃及传统文化环境中,大量汲取了希腊罗马的教育精髓,为宣传和维护基督教而创立,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教理学校奉行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等原则,倡导全面发展,在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进而成为联系西方古典教育与中世纪教育的桥梁和纽带。

青少年基督教信仰调查及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反思——以甘肃W村教堂主日学为个案

深入调查甘肃W村教堂主日学的现状,分析指出青少年积极参加主日学的外驱原因有家庭影响、朋友介绍,内驱原因有寻求开导、感受关爱、填补信仰"黑洞"及好奇与追求时髦,最后对比反思了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建议。

云南民族地区教会学校教育及影响

民国时期 ,基督教 ① 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的传播。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 ,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 ,广泛地建立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建立 ,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 。

基督教传教士与宁波早期音乐教育

文章以目前所知中国大陆最早设立音乐课的宁波崇信义塾、安格妮丝·郭士立与宁波男童学校歌唱班、海伦·倪维思1850年代在宁波的音乐教学活动、宁波1856年刊行的曲谱赞美诗《赞神乐章》、1858年在宁波刊行的五线谱课本《圣山谐歌》为例,对五口通商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宁波开设的音乐课及学校课外的音乐活动进行分析。旨在客观地审视传教士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上所担当的角色。

基督教会在沂蒙兴办近代教育的历史分析

基督教会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在沂蒙创办了大量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遍布沂州府所属各县,采用西方近代教育体制,招收教徒和非教徒子女授学,宗教是必修重点学科,此外开设数、理、化、外语、体育、实验等课程。初办时,少收或不收任何费用,后收费越来越多。教会办学属于文化侵略的范畴,一些沂蒙人因到教会学校就读而信仰了基督教,很多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成了洋奴和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但教会学校也扩大了西学在沂蒙的传播和西学对沂蒙的影响,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客观上促进了沂蒙近代教育的发展。

论晚清时期传教士西书编译工作对洋务教育的促进

在洋务运动中,译书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事业之一。但是中国境内的传教士是译书的主力。传教士的译书一方面满足洋务学堂的需要,一方面向社会发行,广泛传播了西学,促进了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促进了洋务教育对民智启蒙作用,为洋务教育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社会基础,间接地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解体。

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述略

伴随着中国东北的营口开港,西方列强势力的侵入,基督教传教士也纷至沓来,传教布道,创办学校。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基督教会在中国东北创办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女学到大学等体制完备、制度健全的不同类别的学校。其目的在于传播宗教,以"基督征服中国"。同时教会学校对中国东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借鉴和促进作用。

福州近代校园建设研究

福州的近代教育是在教会办学和地方办学的交替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教会办学活动影响最大。本文从教会早期的办学活动、新学及新学堂的建立与推广、教会后期的办学活动、收回教育权后的地方办学状况四个方面对福州近代校园建设进行研究。

党化与基督化——国民政府初期基督教学校的挑战与调适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实施以党治国,加强教育控制。党化教育所要求的礼拜总理遗像、去宗教化等给基督教学校带来巨大冲击。面对挑战,基督教学校积极做出调适:在实践层面,积极注册立案,对党化教育的相关要求表现服从态度;更在思想层面,主张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国性保存等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裨益。为保有"基督化"的特色,基督教学校在基督化教育模式上完成从"课程中心制"向"人格中心制"的转变。由党化教育所带来的政教冲突,由于基督教学校的服从与调适渐趋缓和,但并未能逆转其世俗化的发展趋势。

革命与圣火:女工夜校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劳工教育

1928年前后,以慈善救济和服务社会为首要目的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在上海建立了以产业女工为学生主体的夜校。这些建立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夜校培养了抗战时期女工运动的领袖、积极分子以及工农兵革命文化宣传的工作者。夜校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其融合了女青年会内部的进步主义力量和此时隐匿在城市中的左翼革命文化力量。由青年会劳工干事和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夜校教师通过讲、唱、听、演、看等形式关注和改造女工的主体经历,激发女工的自觉乃至阶级意识。女工夜校的历史从一个侧面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城市中文化民主统一战线的出现,也展现了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在城市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