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党内法规保留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建构

党内法规保留是将法律保留相关原理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形成的有关党内事务制定权配置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背景下,党内法规保留应以法治规范体系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视角。基于与法律保留的功能比较,党内法规保留具有统制、区分、整合、保障等功能。在法治规范体系视域下,当前党内法规保留制度存在明显结构缺陷。可以从重塑党内法规保留的结构理念、重新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的保留对象、建立相对保留制度、单列党章保留事项、对中央党内法规绝对保留事项进行内涵解读等方面进行结构重塑与完善。此外,在党内法规保留的保留标准上,应确立面向从严治党的重要事项保留标准。

从“国家构建主义”到“国家规划主义”——理解党领导法治建设的视角转换

在党如何领导法治建设方面,存在国家构建主义和国家规划主义两种理论视角。国家构建主义视角强调党政同构的国家意志对社会具有高度的支配性,表现为理性建构主义的总体思维、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塑造、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法律工具主义的实践倾向和国家法中心主义立场。该视角固然承认国家和政府介入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容易忽视社会法治建设的恰当思路和方式。相比之下,国家规划主义将规划本身视为实现目标治理的一种必要手段,认为当下的法治建设围绕法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展开,通过党政间的耦合协同、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实现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建设的双赢。作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这一视角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新特点、新机制、新思路。总体而言,虽然国家规划主义视角相较于国家构建主义视角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并不表明当下的法治建设完美无缺。在现实中,既需有效解决法治建设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又要直面和研究数字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的新挑战,从而实现国家规划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不断修正和升级。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经验、创新发展的新理论、形成完善的新方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十四亿人口大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不断提高党依规治党、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水平。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阐释依规治党的概念及其核心要义的基础上,集中论述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结构耦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就目前而言,党规国法的衔接协调还不够充分,需要进一步强化二者的耦合。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提出的法治对破解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依托作用的论述,应当从“党内法治”视角思考党规国法衔接协调的路径,即在强化党章结构耦合机制的基础上实现党规自我优化,并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构建党内法规备案审查联动机制促进党规的自我发展、自我审查,以更好实现党规国法的衔接协调。

党政关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基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论的视野

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以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领域全覆盖为特点的总体性理论。在这个总体性的治理框架中,只有当治理主体各安其位并建立起和谐的相互关系,才能使它们充分释放治理能量,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从这个角度出发,以法治的方式明确执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的"共治"边界,尤其是以法治的方式规范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力配置关系(党政关系现代化),便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大法治观”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大视野大格局出发,把法治贯穿于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国内国际治理等各领域各方面,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化、整体化的“大法治观”。这种大法治观具有整体论、轨道论、功能论三个突出特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上,明确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建设法治经济、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加快建设法治社会、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法治建设,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强国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在治党治国治军上,科学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坚持依规治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依法治军,推动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军队治理纳入法治轨道。在国内国际治理上,明确提出和深刻论述了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建设、建设国际法治,确立了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法治框架和行动纲领,推动国内国际治理法治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概念之重构——以党内法规法属性定位为视角

在中国党政一体双轨权力结构中,软法说、国家法律说等均难以对党内法规的法属性做出准确定位,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义法概念不但具有紧迫性,且切实可行。鉴于党在权力结构的重要位置,应将传统法概念中的“国家”修改为包括党组织的“公权力机关”,“国家强制力”修改为包含党纪的“公共强制力”,从而为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应当是指特定公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并以公共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规范体系。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类型与制度成长

党内法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结合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过程,对"什么是党内法规"这一"元问题"进行回答是党内法规研究的起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党章开始,它衍生出了党纪、党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法治体系等诸多概念。在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构建过程中,"党组织的结构""党组织的功能"和"党内法规制度"三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模式,清晰描述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成长逻辑。因而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建构中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内涵,并在国家法治相关制度成长中不断完善。

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逻辑

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蕴含着独特的理论逻辑,这也是其屹立于法学门类之下与其他一级学科并列的理论支撑。在纪检监察的制度层面,整体来看先后经历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纪检”阶段、党内监督与行政监察并行的“监察阶段”和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融合的“纪检监察”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出了纪检监察发展的总体趋势,即纪检监察一体化。从“纪检”到“监察”再到“纪检监察”的制度发展演变体现了党法合力国家治理的理念日臻成熟,奠定了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基础。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有其特殊的理论精髓、理论意义与治理价值,三者共同搭建起了纪检监察学科的理论梯度。传统法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难以充分体现纪检监察的新时代内涵,唯有将纪检监察学定位于一级学科,并确立专门的理论体系,才能充分诠释纪检监察的理论精髓。纪检监察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革新性认知,有助于促进党法关系更加顺畅,并打造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能呈现出更高的治理价值,有助于更好地将反腐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同时开拓国家治理的创新模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范畴体系包括基石范畴与核心范畴。纪检监察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党长期执政,为此,监督模式要从“二元监督”向“一元监督”过渡以实现更权威高效的监督,这是纪检监察学科研究的基石范畴。法治反腐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手段,坚持以自我革命为中心,努力实现高效能反腐、全过程反腐和全覆盖反腐是法治反腐的核心要义,这也构成了纪检监察学科研究的核心范畴。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下一步推进,要注重对二级学科的划分、课程体系的设计和人才培养的规划,同时做好实践方向的对接,以促成研究成果的高效转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任务措施和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比喻成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鸟之两翼"和"车之双轮",要求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全面依法治国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一项长期工作,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将全面依法治国置于"四个全面"之中,来全面协同推进,特别要注重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法治与改革、法治与效率、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构成要素与构建原则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发展已成为法学领域研究的重大课题,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运用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去指导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实践。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包括遵守规则的法治意识、程序公正的法治思维、捍卫民主的价值理念、控制权力的法治要义、保护权利的文化取向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加强党规国法协调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使党规国法更好体现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视野下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依法治国与意识形态建设密切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的"法"包含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双重意涵。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基于执政党与国家两个层面交融展开。借助推动党建的法治化、保障人民利益的法治化、贯彻平等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确保建设渠道法治化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法治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视野下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形式。法治原则视野下,意识形态建设存在的困境主要有意识形态建设领导责任不明确,意识形态建设中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明显,意识形态与学术存在混淆的倾向,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科学认知与有效保障乏力,以及新时期对媒体、文化事业、有关社会组织的管理不到位。相应地,需要构建意识形态建设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理论基础、道德基础、实施基础。

论我国执政模式法治化的实现——基于党内运行机制与党和国家机关关系视角

在我国,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领导核心,其执政模式的法治化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依法执政是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关键一环,它既要求实现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又要求实现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的法治化。

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法治思想开篇之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党的领导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开篇之论,深刻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党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理论的主要构成是:党的地位作用论,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法关系论,强调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党大还是法大是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是真命题;宪制原则论,强调宪法确定党的领导地位,要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下处理好党政关系,党总揽不包揽、协调不取代;领导方式论,强调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执政的关键是依宪执政,要义是“三统一,四善于”,并要求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推进依规治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法治实践

近十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加强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等多元规范协同实施,形成了党规国法、法治实施、法治监督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实践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环境义务从党章规范向宪法规范、法律规范的转化以及制度体系建设。其实践成效在于形成了一系列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政策体系、形成了“基本法+单行法”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和相对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体系。其经验启示在于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最高位阶法源地位、党规国法协同配合、公法与私法整体性绿色化转型等方式,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生态文明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理阐释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了深入理解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必要基于学理逻辑,选取习近平关于法治与政治、法治与改革、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法治与现代化这“五对关系”的论述,对法治新理念展开法理论证;基于规范逻辑,围绕法律规范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三大规范体系建设,完成法治新思想的规范建构;基于实践逻辑,从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坚持依法行政、坚持公正司法、创新社会治理、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构设法治新战略的实现机制。

基于空间资源匹配的养老资源区域配置评估--以湖南省14个地级市(州)为例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资源的区域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了解养老资源与老龄人口在空间上的匹配状况,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养老资源区域配置,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指数模型、地理集中度和一致性系数等指标建模,对湖南省14个地级市(州)2013年、2018年老年人口规模与养老资源的区域配置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定位、社会文化底蕴等对养老资源的投入与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养老资源在分布上呈现东部地区丰富,中西部地区稀缺的特征;在不同经济区内,以中心带动型城市为聚集点,存在养老资源的“极化效应”。同时,老年人口规模和养老资源的空间匹配状况存在资源滞后型、相对匹配型向资源超前型发展的趋势,区域养老资源的“马太效应”更加突出。因此,应以发挥政府财政主导作用为前提,遵循老年人口规模与养老资源的相互促进规律为基础,利用区域养老资源流动的梯度性,改善地区外部条件,并结合地区自身资源和文化,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政策体系,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我国综合养老保障水平。

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统一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看,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具有历史合理性、形式合法性、实质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的执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凡是国家权力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中运行;依法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路径;依纪依规治党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实践上,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道路,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法治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结合的建设路径,是这条道路显著的中国特色。

生态法治视域下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协调

社会治理需要多种类型的规范发挥协同作用,在国家制定法之外,习惯法也有其独立的价值功能,与国家制定法一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由于经济基础、价值追求与价值选择等方面的不同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进而引发矛盾与冲突。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虽然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二者仍存在调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目前,我国高度重视国家生态法治建设,故探讨生态法治领域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时代所需,可以通过中央与地方沟通机制的构建、加强公众参与、推动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现代化转型等方式实现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协同合作的可能,进而促进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生态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法治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