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院系治理的演进、困境与进路探赜

院系治理是大学治理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协调党政关系主基调下,我国高校院系治理大致历经了“探索初创期”、“调适定型期”和“提质增效期”等三个演进阶段。当前,我国院系治理面临领导体制不健全、制度体系不完备、运行机制不通畅、治理主体权责失衡、党组织功能“悬浮化”等瓶颈和困境。推动院系治理现代化,应在遮蔽与澄清、守正与创新的动态调适中科学规避“制度移植陷阱”,创造性地推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向院系层面的制度移植。在实践中,明晰院系党政共同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完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党政学协商共治模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作用,是加快推进院系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路径。

为什么要认真对待党内法规?--从党政关系的宪制功能视角切入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政关系是中国宪制的关键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的实践演进,体现了党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党政关系的完善与党政机构的统筹设置,彰显了党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定科层制特征的宪制意义。其构成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基础,推动了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化。党作为先锋队的政治定位,要求党内法规加强政治领导,强化实质性的价值判断,这有利于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差异并相协调格局的形成。党内法规的形式理性与实质正当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监管机构随机现场检查能有效遏制关联交易吗?

证券监管是维护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从证监机构预防性监管的视角出发,检验了证监机构随机现场检查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随机现场检查能够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抑制关联交易。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利益流出型、涉及担保抵押、股权交易和提供或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事项中。当企业面临的外部治理更强,也即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面临更多媒体报道时,这种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论文的研究结论为监管机构深入创新监管方式提供了经验证据。

大数据税收征管有助于抑制关联交易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近年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断增长,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以“金税三期”工程作为准自然实验,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8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发生的商品与劳务类关联交易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文章研究发现以“金税三期”工程为代表的大数据税收征管模式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关联交易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外部市场制度不完善时,“金税三期”工程对关联交易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关于机制的研究显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会计稳健性和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从而减少企业关联交易水平。文章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经济效应,而且对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化监管方式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发生发展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进程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要素和能动要素,解释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开创并走向成功,需坚持“政党中心主义”研究立场,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主体。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挑战,传统党建模式已难以满足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变革党建模式,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实现政党治理现代化,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回应现代化发展要求、应对现代化挑战的策略。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来阐释党与现代化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论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也进一步充实了“政党中心主义”的研究进路。

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辨析

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现行党章党规赋予了两者各自的时代意涵和战略属性,两者所承载和发挥的功能也有分殊,但又在话语阐释上表现出高度关联性。通过梳理相关政策内容和党章党规,可从宏观上将两者关系界定为相互区别、有机统一、互为因果的三种样态。同时,从两者有关话语生成的时间条件、价值追求的同向驱动、党的建设的双重保障、管党治党的战略选择来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结合场域,且三者之间紧密交织。

党内法规如何“规范党的领导”——以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为对象

党内法规明确了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基本尺度、各类党组织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定位、党对各领域工作不同强度的领导,以及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嵌入式实施机制和外部统筹协调实施机制等。党内法规已然成为规范党的领导、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的重要依据。未来有必要在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领域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同构,明确二者在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中的定位,进一步健全党对国家机关领导的实施机制,并为党领导国家机关提供更规范的党内法规依据,确保党的领导更好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要求需要党内法规制度予以保障。相较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在调整方式上有其独特优势。党内法规以义务为本位划定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边界,党内法规制度对于执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仅应对党内关系进行调整,不应调整党外关系,其只对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党组织、党组织与党组织三组党内关系进行直接调整。但党自身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决定了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党外关系,从而对党外关系产生间接调整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党内法规调整的要求和特点,但存在超越范围调整党外关系的问题,需要在今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予以矫正。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历史脉络、热点谱系与趋势展望——基于文献计量学和扎根理论的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区治理中的“神经末梢”,基层党建则是社区治理的重中之重。文章使用文献计量学及扎根理论方法开展研究,梳理我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研究的历史脉络、研究进路及趋势展望,发现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功能通过各类引领机制发挥作用,从而影响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其中党组织角色功能、引领机制及党建模式创新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未来可着眼于整体性视角、评估反馈机制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开展实证研究。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历史考察

土地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行早期探索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革命形势、关键问题和中心任务,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虽然相互衔接,但各有侧重。第一阶段,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革命进入低潮,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调整组织制度,促进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第二阶段,党开始局部执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服务新生政权的巩固;第三阶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聚焦于扩大党员干部队伍,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大局。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及其构造探析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具有显著中国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以2019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的发布为标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形成相应长效机制,同时还需要在法治轨道上加以持续推进,从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法治化、体系化,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与法治体系,保障其不断向纵深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具有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在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复合型功能,促进了生态环境法治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充分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规范体系的具体构造,包括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主体、督察对象、督察内容等核心要素,需立足于宪法上央地事权划分的基本原理,形成完善的“中央—省”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立法;后者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一般程序、简易程序、特殊程序等不同层面的程序性规则,通过全覆盖形成完备的程序指引和程序规制。

价值引领、政党回应与服务治理——政党与社会关系重构下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环境下,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在党政领导下的社会秩序构造,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更多的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关系语境下如何培育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在中国研究缺乏理论解释效度,政党-社会关系范式契合中国语境和中国经验。政党-社会关系下治理的内在机制是权威效能机制、组织嵌入机制和社区服务机制,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出现了权威弱化、嵌入断裂和服务悬浮的困境,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应结合我国使命型政党、回应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属性,通过价值引领、政党回应和服务治理实现中国政党治理转型。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规之治:内在关系、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党的自我革命与党内法规辩证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厉行政党自身治理及其领导国家治理的伟大实践之中。党规之治应以党的自我革命为引领。党的自我革命同党规之治的内在关系在本质上是党的自我革命同党内法规在法治建设和治理实践中互动关系的深刻反映,党的自我革命是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理论支撑,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现实需求和实践主线。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规之治蕴含着深刻的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坚定党规之治的历史自信是其历史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凝聚党规之治的价值合意是其价值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激活党规之治的理论源泉是其理论逻辑,以党的自我革命明晰党规之治的实践指向是其实践逻辑。坚持并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规之治,应从完善党内法规制度规范、优化党内法规实施机制、实现党内法规溢出效应和加强党内法规宣传普及四个方面入手。

论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中国经验: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

政府职能转变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借鉴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方式。本文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在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同阶段的政府职能及其转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的政府职能转变,并对其中的中国经验进行了总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统筹党政机构改革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不断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后继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对行政法法典化路径的启示

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已对当代中国的行政法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为行政法法典化提供了明确指引: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根本方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法典化方向,必须在法典中确立政治领导原则;加强行政法与党内法规组织体系建设的衔接;构建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党政协同治理体系;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化任务,必须在法典中融入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加强行政法典的民主协商制度建设;打造用权为民的党政协同治理方式;注入优秀传统行政法治文化元素。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应然与实然分析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共产党对普通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规范党政关系是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结合西方的理论观点和中国的实践经验,“应然”的大学内部党政关系应当以党的统领性为前提,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分别维持“分工合作”的平衡性关系与“议行合一”的相对性关系。对41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党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实然”的大学内部党政关系,验证了逻辑推演得到的“应然”的大学内部党政关系。正确调整高校党政关系,将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作为改革的根本遵循,将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横纵两维关系的指导下尝试构建高校内部治理的“立体同心圆”结构。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关联交易: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1年的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由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控股股东不担任高级管理者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控股股东在董事会中的席位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这意味着控股股东确实能够借助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关联方占用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一系列财务危机和舞弊事件的出现,使公司治理成为全球范围内倍受关注的研究课题。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机构投资者持股等更为广义的公司治理机制开始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否有效降低我国上市公司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程度。结果表明,前十大股东中存在机构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的资金显著少于其它公司,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与上市公司被关联方占用资金的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以上发现意味着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对公司的经营运作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关联方交易、审计意见与外部监管

本文使用沪市上市公司数据对关联方交易、审计意见和外部监管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注册会计师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其作用。当外部监管较弱时,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关联方购销金额越高,注册会计师出示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而且这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信息含量及产生经济后果,所出具的非标准的审计意见将对下一年度的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关联方购销具有抑制作用。2.注册会计师的公司治理作用和外部监管之间具有替代作用,当对关联方交易的外部监管变强时,关联方购销将较少可能成为掏空上市公司的手段,而成为减低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则此时注册会计师出示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和关联方购销金额不再相关,也不会对将来的关联方购销金额产生影响。

关联交易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实证研究——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2-2004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控股股东型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1)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和其控制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大,则越偏好于利用更多的关联交易向上市公司输送利益,同时也存在利用关联交易"隧道挖掘"上市公司的行为;(2)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可以抑制关联交易规模;(3)董事会规模对关联交易和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4)公司设置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行为的监督不明显,但初步显现对提高公司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