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专利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加大对故意侵权人的惩罚力度,遏制专利侵权行为。但是,惩罚性赔偿也可能因为过度赔偿而激励诉讼,减损专利公开功能,进而阻碍技术创新。近年来,美国不仅提高了"故意侵权"的认定标准,而且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适用比例和数额呈下降趋势。我国应该首先借鉴美国的完全赔偿原则,而非惩罚性赔偿。

专利侵权损害中不宜引入惩罚性赔偿

民事司法主要依照补偿性赔偿原则进行损害赔偿确定,而惩罚性赔偿原则仅被确定在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相关的法律关系中。作为侵权高发领域,专利损害后的足额赔偿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针对补偿性赔偿对专利权人不能有效止损,有学者建议在实践中采用惩罚性赔偿原则。但这种提议也有很多理论上无法周全和实践中无法有效应用的不足,而且忽视了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技术追赶型国家的国情。因此,要切实保障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还是应该在现有立法框架内寻求方法,惩罚性赔偿不是维护专利权人财产的绝佳方式,也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

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标准的新发展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在美国专利法中具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至今仍然在专利制度中起着重要作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是构成故意侵权,而故意侵权如何认定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从早期的被告知道专利存在并具有调查义务,到被告因不提供律师意见而进行不利推断原则,法院对被告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二十年后,法院又推翻了不利推断原则,并且对原告要求较高的主客观证明标准,使得专利权人获取惩罚性的赔偿的难度加大。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否定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客观标准,仅保留主观标准,并将原告的证明责任从"清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规则"改为"优势证据规则",从而对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产生了新的影响。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

我国《专利法》规定了4种专利损害赔偿方式,司法解释对此也进行了细化。但总体而言,对专利损害赔偿的规定较为原则,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赔偿数额低、诉讼时间长、举证困难等,难以遏制故意侵权和多次侵权,有必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最新的《专利法修订草案》第六十八条规定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权处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赔偿数额。但是,对于什么情况下是“故意”、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等还没有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阐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概念及计算方法,比较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专利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分析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专利法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以《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的适用为视角

专利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是指弥补权利人实际损失之外,法院依法对侵权人另行增加的金钱负担,其功能主要在于责难和预防,而不是填平损失。《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72条规定了最高为5倍的加倍赔偿制度,但该制度是否为惩罚性不明确,法定赔偿可否翻倍不清楚,比照新商标法的实施情况,其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适用范围过窄、适用条件不一的问题。对此应统一理解,将第72条第1款的加倍赔偿制度理解为惩罚性赔偿,并类推适用于第2款的法定赔偿。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依照填平原则确定补偿性赔偿的数额;二是判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其中,"故意"包括间接故意,不包括重大过失,"情节严重"包括主观上和客观上的情节严重;三是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其与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侵权人逃避追究的几率呈正相关,与侵权行为的创新程度呈负相关。

关于确立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金的思考:比较法的视野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等普通法国家开始极力扩张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使其能够较好地发挥出惩罚被告与遏制他人实施相同侵权行为的功能。美国、日本、韩国等将其适用于专利权保护与侵权救济,形成了专利侵权之诉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在对故意侵权的认定、裁判程序、评估方法以及对惩罚性赔偿金额度控制等方面,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和立法经验为我国确立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金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我国《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应大胆移植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使之成为惩罚侵权行为和鼓励创新的一种机制。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立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及其启示

在我国台湾地区,是否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演变路径既是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也折射出立法部门对于保护专利权的态度变化。造成台湾地区立法反复的主要原因在于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与大陆法系传统相异、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负载遏制专利侵权行为发生的立法目的。我国大陆地区本次修改《专利法》不应以儆效尤,应暂缓引入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

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及借鉴意义

美国专利法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是以专利权人所失利益和合理的专利使用费作为规范基础的。权利人可以提出各种方法来证实其所失利益或合理使用费的数额,在所失利益的举证上,专利权人应首先证明其所失利益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否则,只能请求法院酌定合理的专利使用费。近年来,由于各种计算方法的精细化,大量的经济学、会计学计算方法及原理原则,在个案中被律师广泛采用,使得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呈现高度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反观我国专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还比较粗糙,欠缺科学性,而美国专利法及法院判例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计算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认定及其赔偿数额的具体增加是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的关键问题。美国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认定标准经历了从"适当注意的积极义务"标准到"客观上不顾后果"标准的演进,并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认定故意侵犯专利权成立及赔偿数额增加的具体要素。我国应在借鉴美国相关理论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惩罚性赔偿问题进行规定。

著作权侵权赔偿模式的弊端与修正——与一般侵权案件的对比分析

从举证责任角度修改《著作权法》基于损失计算法和收益计算法的赔偿模式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著作权赔偿计算模式是法官在50万元以下进行自由裁量。鉴于著作权有别与其他有体物侵权方式的特殊性,应引入着重于民事责任预防功能的惩罚性赔偿模式以最大程度保护著作权,著作权法可借鉴专利法的相关做法。

论专利权救济之惩罚性赔偿机制——从权利属性的视角

专利权为私权,其本质是"天赋人权",国家立法确认此权利而并非创设它,对权利的有效维护是法治国家的体现之一。专利权的权利属性是完善一国专利法律制度的基础,尤其在专利侵权的救济方面,需运用经济分析法学审慎分析我国当前专利侵权赔偿机制的成本和收益,通过平衡各种法益来实行惩罚性赔偿。

美国专利侵权赔偿制度的变革和启示

美国专利侵权赔偿制度变革体现出提高故意侵权认定标准,强调技术分摊在计算侵权赔偿额的作用,防止不正当行为抗辩滥用,扩大首次销售原则适用的发展趋势。在这次变革中,美国法院成为变革的主导力量和实际推动者。上述趋势表明,专利权的过度扩张无益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必须在激励创新与维护竞争之间维持恰当的平衡。

对《专利法》确立惩罚性赔偿的质疑——一个实证研究的视角

惩罚性赔偿在遏制专利侵权方面,较之补偿性赔偿确有天然优势。但若要上升为现实的法律制度,则必须在必要性、必然性和预期效果等方面均能通过论证。从实践来看,即使放弃大陆法系对补偿性原则,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并非必然必要之举。专利权人赔偿不足的真正原因更多在于权利人自己的疏忽或法官们对补偿性赔偿功能的忽视,由此导致"补偿性赔偿导致维权入不敷出"的理由言过其实。同时惩罚性赔偿发挥作用的理论前提在实践中难以满足,国内外实践表明,该制度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带来的负面效果不易消除。

民法典体系下专利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路径——基于246件专利侵权案件的实证分析

《民法典》和专利法修正案确立了专利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如何使两者更加协调,进而构建专利惩罚性赔偿的具体规则,仍需继续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目前的专利侵权赔偿存在赔偿数额低于权利人期望值、法定赔偿泛滥、惩罚性赔偿适用门槛过高、赔偿数额幅度较大等问题。惩罚性赔偿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对侵权行为严重错误性的评价、表达机制,在向公众表达对侵权行为严重错误性的谴责与愤慨,起到震慑、警示、矫正、预防的作用。应允许法院以估算的权利人损失和侵权人获利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进而解决专利惩罚法性赔偿适用门槛过高的问题。应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具体化,建立正负清单制度。

关于专利侵权的惩罚性赔偿的思考

为遏制猖獗的专利侵权,必须引入惩罚性赔偿,将故意侵权作为惩罚的对象。专利侵权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以赔偿基数的两三倍为宜。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时,需要考虑侵权后果,包括直接物质的损失,也要考虑商誉损失及社会影响;要考虑侵权人的侵权获利情况和侵权人财产状况、支付能力;要考虑侵权的时间长短、侵权的频率;要考虑侵权手段、方式、场合。专利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应与我国的科技实力、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防止权利滥用、制度滥用和制度异化。

专利侵权事先约定赔偿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了专利侵权事先约定赔偿方式的可适用性。专利侵权事先约定赔偿制度旨在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加强专利权保护力度,也体现出对契约精神的充分尊重,构成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保护。该制度的构建与运行须建立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以确保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因此,厘清相关规则间的逻辑关系,有助于确保约定赔偿条款适用的正当性、提高法律的预见性。本文着重探讨了约定赔偿数额的可调整性、约定赔偿与法定赔偿的界限、约定赔偿的适用条件等问题,试为事先约定赔偿制度的解读提供一点思路。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规则的标准、困境与重构

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有关的司法实践中,“赔偿数额低”的问题常常为人所诟病。然而,这一评价通常以请求赔偿额或他国的平均赔偿额为标准,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从专利法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目标出发,以填平原则为指引,对损害赔偿数额高低的评价应当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适用这一新标准,对结案时间在2014—2018年的9896个专利侵权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赔偿数额低”的描述并不准确。我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亟待解决的并不是、或者说不只是系统性偏低的问题,而是赔偿金额时高时低、无法准确弥补权利人损失的问题。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之威慑机理与规则适用研究:以法经济学为视角

《民法典》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作出了总括性规定,标志着以威慑侵权行为与侵权损害救济为制度功能的惩罚性赔偿成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惩罚性赔偿对专利侵权行为的威慑来自于侵权责任。然则,引入惩罚性赔偿将提高现行《专利法》设置的社会最优注意水平,在增强侵权威慑的同时,也可能导致边际合法行为的侵权风险增加、滋生专利侵权诉讼寻租空间等潜在问题。权利救济方式的设置应满足专利制度的设计本旨,故而应在惩罚性赔偿条款中明确停止侵权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逻辑,并将法定赔偿纳入惩罚基准的认定范围。

专利侵权警告函滥用规制研究

专利侵权警告函是专利权人寻求私力救济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协商解决侵权纠纷的重要途径之一。从专利侵权警告函发送现状来看,主要存在问题表现在发送主体、对象、内容、时间、方式不恰当等方面,其中发送内容和对象不当表现最为明显,有滥用趋势。警告函的接收者虽然可以通过“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和“提起确认不侵权之诉”等诉讼方式寻求法律救济。可是,提起诉讼这一公权力救济方式属于事后救济模式且治标不治本。如何从根源规制专利侵权警告函的不当使用是我国司法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司法案例着手,借鉴域外相关司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发展,从专利侵权警告函的适格性构成要件和明确不当发送警告函的法律责任两个方面对专利侵权警告函的使用规制提出建议。

论日本专利侵权“所失利益”的法律性质:“可推翻之推定”

日本专利侵权的所失利益方式具有“可推翻之推定”的法律性质。所失利益方式旨在填补专利权人被侵权产品侵蚀的市场份额,当专利权人的产品与侵权产品存在市场竞争关系时,损失发生因果关系即成立,此时便可将侵权产品销量暂时地推定为损害范围。推定的成立具有暂时性,可以被反证推翻。如果侵权人能反证证明,即便侵权不发生,专利权人由于缺乏充分的实施能力也不可能获得所有的侵权产品销量,那么超过该实施能力的部分便应予扣除,即“部分地推翻推定内容”。“推定”具有减轻专利权人证明责任、简化计算过程的效果,而“推翻推定”通过将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部分从暂定的推定内容中扣除,为获得符合“完全赔偿原则”的赔偿额提供了制度保障。日本法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专利侵权的实际损失方式极具借鉴意义。我国专利法中的实际损失方式公式二与日本的所失利益方式表面上十分相近。但前者在减轻权利人证明责任的同时却未能同时兼顾实体法上“完全赔偿原则”的要求,这表现在:缺乏对损害发生因果关系的考察,损害范围因果关系的认定忽视对个案中权利人具体损害的考察。完善实际损失方式的关键在于,运用“可推翻之推定”理论,将“推定”与“推翻”机制内嵌入实际损失方式中。将该方式所针对的损害实际发生作为适用条件,同时纠正目前“全部市场价值原则”的司法实践,承认推定的部分可推翻性,使法官价值评价介入损害范围认定过程。此外,纠正各计算方式顺位适用的做法,使实际损失方式的被推翻部分适用合理许可费方式,由实际损失方式和合理许可费方式共同决定赔偿额,由此充分填补专利权人的各类损害,实现“完全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