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产业发展、就业需求与人口流动:中国与国际经验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典型国际大城市在城市产业分布、就业与人口聚集方面的一般规律及特征,揭示相应经济发展阶段城市人口规模、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就业分布关系的特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结构即产业结构及其布局将会根据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并不断调整,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需求变化促进就业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由此城市人口流动及规模相应发生变化,国际大城市人口总量规模及其增长也将随之变动直至趋于平稳。

小城市人口与就业分布特征及空间关系研究--以泗洪县城为例

回顾国内外关于城市人口与就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利用统计年鉴资料,结合地形图和详细的用地现状调查,揭示了影响小城市人口与就业空间分布的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开发时序、交通便利性、行政中心布局以及城市更新等。分析了泗洪城市的人口与就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密度呈现衰减趋势且各向变化趋势不同,密度中心在空间上与城市中心并不重合,人口和就业都向主要城市道路和交通节点集聚,城市人口分布在夜晚和白天是不一致的。并探讨了对小城市的人口和就业空间分布数据进行统计的方法。

中国流动人口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并描述了全国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人口学特征和就业、权益保障等基本情况。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欠发达的中部省份,流向较发达的东部和南部沿海省份。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女性比例在提高。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趋长,且部分人事实上已不再流动。绝大多数流动劳动力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月均收入千元;但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工作时间长,参与社会保险的程度低,其权益保障仍需继续大力加强。

就业人口与非农生产分布不均衡问题实证研究——上海大都市经济发展的时空及功能特征

文章借助于指标布局系数(LocationQuotient)工具,实证分析了19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就业人口集聚和非农生产分布的演变特点及其对上海大都市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非农生产的发展不但没有遵循国际经验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海大都市的发展。上海就业人口与非农生产分布的不一致性是导致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集聚不经济与中小城镇的结构优化作用

城市化建设中的集聚不经济现象日趋严重有其理论原因,主要是传统分析框架忽视了效率的形成有时是以消费效用的损失为代价的。通过构建分区的外部性分析框架,先分析了城市规模的过度扩张会给原有居民造成越来越严重的集聚不经济,这是城市应有边界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又基于差异性的集聚收益与成本函数框架分析了产业与人口集聚的不协调和就业与居住分离所产生的集聚不经济,尤其是盲目的低层次的产业和人口集聚有可能会对大城市的高级城市功能造成冲击。中小城镇的结构优化作用主要是空间上的资源配置与集聚结构优化和动态的结构优化。而以集聚经济与疏散状态资源利用的多维价值取向优势为两极,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小城镇在结构优化中的作用。

我国就业压力区域格局的分析与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的头号难题是就业问题。过多的失业下岗人员的存在,不但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将是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障碍。因此研究我国的失业状况,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宏观目标。

梨上瘿螨越冬空间分布型研究

对5个梨园梨上瘿螨发生情况的抽样调查结果,经聚集指标、Taylor的幂法则和Iwao法的统计分析得出,梨上瘿螨越冬自然种群在果园中的空间分布型为聚集分布,其分布的基本成分为个体群;同时建立了梨上瘿螨越冬种群数量调查的理论抽样数量计算公式。

江苏流动人口特征演变

通过比较"五普"和"六普"流动人口数据,对江苏流动人口的规模、分布、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流动原因及就业结构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江苏流动人口呈现一些新特征:流动人口在数量上不断增长的同时空间聚集性进一步增强,青年流动人口性别构成趋于平衡,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带动社会活动,而女性经济流动自主性明显增强,此外流动人口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出现同向变化。

人口承载力视野的政策应用与调控区间

人口承载力是确定区域人口目标和制定相关管理政策的依据,对区域发展尤为重要。但传统研究与现实情况出现背离,究其原因在于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出现误判。从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理论出发表明,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是影响区域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其他因素作为经济因素的成本要素间接影响着区域人口承载力。应转变以传统人口承载力研究为依据来调控人口的思路,从影响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因素入手,通过对产业和就业结构等经济因素的调整来调控区域人口规模,并在调控中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基于空间增量模型的人口与就业岗位分布预测

如何获取并更新城市交通小区人口与就业岗位分布数据是当前交通规划工作面临的难题。首先分析土地利用、可达性、建筑面积与城市人口和就业岗位分布的关系。在空间消费系数的基础上,考虑可达性对人口和就业岗位分布的影响,提出人口、就业岗位增量分配权重的概念,构建基于空间增量模型的人口与就业岗位分布模型。利用遗传算法对模型参数进行标定,并通过武汉市江岸区交通小区数据对模型精度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与就业岗位分布预测模型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能够为城市交通规划模型提供基本的输入数据支持。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上海市人口与就业分布及其演化的研究

近10多年上海的人口高速增长离不开全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上海人口增长主要是外来人口,并且总体上呈现近郊地区快速增长、人口向中外环间及外环外地区蔓延的态势。同时,就业岗位在中心城的集聚特征更显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心城及周边地区范围内居住和岗位的高度重合,该范围内职住相对平衡。研究认为,如果要建设更宜居的城市,减少区域交通通勤,就要在鼓励人口增长地区增加就业岗位的配置,即如果坚持中心城控制人口、郊区进一步吸纳人口的方针,就要同步考虑就业岗位的调控,鼓励岗位向郊区的集聚,尤其是鼓励办公服务等三次产业类型向郊区的集聚,才能实现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设想。

行业选择与超大城市人口流入区域——基于北京、上海的实证分析

运用北京和上海的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文章探讨了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行业选择对其流入区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选择金融、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最倾向于流向超大城市核心区,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说明通过经济产业手段,疏解核心区的现代服务业所能发挥人口调控的作用最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核心区对流动人口集聚能力强,高学历、非农业户口、省内流动的人口更偏向于选择核心区。北京从事现代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而上海从事一般服务业的流动人口最偏向于流入核心区。充分发挥市场在超大城市人口调控中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是要通过调整科技创新资源和优质的产业资源布局来优化超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

民族地区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及其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Y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汉族流动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促进了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业活动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内容,从业分布情况和特点,反映出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入程度。民族地区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是汉族流动人口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之间关系的折射,对于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Y县调研,了解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情况,深入分析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特点及其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基于手机数据的轨道交通站点吸引范围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站点吸引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轨道交通的客流效益,也是城市交通一体化水平的重要体现.本文整合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以成都市现状运营的轨道交通网络为基础,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获取了轨道吸引客流的真实空间分布规律,定义并量化了轨道交通站点的综合影响范围、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站点密度、职住分布、站点可达性),通过聚类分析、交叉分析等统计手段,构建了成都市站点吸引范围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成都市轨道交通站点吸引范围提供合理取值建议,进而为轨道接驳规划、客流预测、站点布局规划等实际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研究以非参数模型计量为基础,从集聚—分散维度和单中心—多中心维度刻画了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演化特征,并与北京都市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的就业和人口不断向外扩散,同时近、远郊均出现了稳定的再集中,就业和人口的空间多中心性都在增强。而北京只存在人口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就业却呈现集中化和单中心化的态势。因而,上海都市区的就业—人口空间匹配程度高于北京。产业结构差异是造成北京、上海两地就业空间演化特征分异的原因之一,上海制造业比重高于北京,郊区的制造业集聚强化了近、远郊吸纳就业能力,促进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规模仍在扩张,导致近邻地区被包络在内,原有的次中心逐渐消失,因而,科学确定中心城区的增长边界,有效防止邻近蔓延,应当成为特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关注重点。

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分布与空间结构演化

本研究应用非参数计量方法,实证刻画北京都市区人口—就业空间分布演化,揭示在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增长背景下,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发现,北京都市区人口和就业分布都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郊区化,北京都市区人口次中心数量不断增加,并由近郊向远郊扩展,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趋势,但人口分散的空间范围还比较有限。与人口的分散化趋势不同,2004-2008年,北京都市区就业仍呈现向心集聚的趋势,造成远郊就业次中心的影响不断被弱化,都市区空间结构的多中心性有所降低。这说明北京都市区的单中心或强中心结构可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且人口的分散化和就业的向心集聚导致宏观面上人口—就业的空间失衡。北京都市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需要强化郊区次中心的集聚能力,同时注重人口—就业的平衡布局,这是未来北京都市区空间结构调整的重点。

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错位的行业差异和影响因素

北京不同行业人口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存在明显差异,空间错位程度较低的是制造业和教育,较高的是金融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郊区化迟缓是造成北京居住—就业空间错位的重要原因,行业就业郊区化程度越低、居住郊区化程度越高,则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越严重。但相比于郊区化,人口和就业的集聚程度对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有更强的解释力。在郊区化过程中就业倾向于保持较高的集聚程度,而居住则相对分散化,这会进一步加剧居住—就业的空间错位。此外,行业的"去单位化"程度、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平均单位规模以及就业增速等非空间因素对各行业居住—就业空间错位也有显著的影响。

民族地区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分布与特征——基于CHES2011数据的分析

族际就业差异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观察新时期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就业分布及其特征,目的是为揭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定政策预案提供主要依据。本文利用2011年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CHES2011),考察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就业分布和就业特征方面的异同,发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的就业差异逐渐缩小,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分割痕迹;从就业特征看,少数民族在劳动收入、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以及职业流动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规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