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对于民族自决权问题的咨询意见法理分析及实证研究

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拥有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两大职权。通过回溯国际法院的咨询实践可知,民族自决权事宜作为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之一,属于其咨询管辖权的范围已毋庸质疑。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因突破国家同意原则的羁绊而有别于诉讼管辖,与此同时,其软法地位对嗣后民族自决权争端解决产生的"准司法造法"效应亦值得关注。更令人深思的是,国际法院发布"科索沃独立案"咨询意见后,民族自决权问题背后折射出国家之间的主权争端,国际法院因其作为中立司法机构也易受强权政治干预而饱受诟病。这些质疑应为"查戈斯群岛案"咨询意见提供前车之鉴。"科索沃独立案"咨询意见有为恐怖组织"合法建国"提供某种国际法支持之虞,需要给予高度预警和防范。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对中国的影响亦不可小觑,为避免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直接冲突,中国需要秉持政治解决争端的立场,积极斡旋或调停当事方,敦促公正解决争议,同时,敦促国际法院厘清"法律问题"的外延,并主动参与咨询意见的制定。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赔偿范围研究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法理基础在于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医疗机构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之表现形式为侵害其知情权和侵害其知情同意权。单独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时,以患者精神严重受损为因果关系程度认定,如若责任成立,对患者采用精神损害赔偿一元救济机制;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导致其财产或者身体损害时,引入原因力判定因果关系,如若责任成立,对患者采用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二元救济机制。

论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的尊严观

从法理学的角度区分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尊严观的不同价值取向,厘清维护人的尊严与尊重人的主体自决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有效维护人的尊严的前提。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必须履行之义务时,应避免由于禁止行为人自损尊严之行为,而对其主体自决权构成的不当限制或侵害;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自治意志之权利时,应明确义务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保障该权利受到侵害后能够得到救济。

论患者决定权与医疗干涉权冲突的法律选择

患者决定权是知情同意权的重要内容,临床实践中常常出现的患者决定权与医疗干涉权冲突的现象,针对绝对遵从患者决定权因而损害患者生命权益的现状,通过分析二者的法律性质和现实的临床困境,论述了患者决定权实现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解决二者冲突的法律选择。

意识不清患者紧急救治代理人制度的流变与展望

患者自主决定权早已为我国法律所承认。患者意识清楚,当征求其本人意见,但如意识不清,且处于紧急救治中,法律就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代理人制度。该制度所确立的代理人应以患者最大利益出发,行使自主决定权,以期尽量接近患者本人之真实意愿。纵观我国意识不清患者紧急救治代理人制度的变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中的遗憾,笔者归纳出意识不清患者紧急救治代理人制度流变和发展的三个趋势。

“克里米亚入俄”的合法性——基于民族自决权的视角

民族自决权同人权一样,已成为国际法中公认的原则,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在"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中克里米亚地方机构在缺乏国际法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族自决权的条件下,未经主权国乌克兰的同意,举行住民公投,利用民族自决权挑战主权原则,有损害已经实现民族平等权和自决权的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之嫌。

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疗干涉权的冲突与解决

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和医疗干涉权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冲突,但是二者又有着伦理的一致性,都是为了实现患者的最佳利益。在正确认识二者冲突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立法完善对民事行为能力的界定,建立第三方裁决机构提前快速审查机制,谨慎对待关系患者生命的患者自主决定权,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医疗干涉权的行使范围等对策来化解二者的冲突,兼顾医患双方的权利。

论争取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自决权在毛泽东人权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人权思想内在结构是比较严谨和完整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在毛泽东人权思想中,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是毛泽东人权思想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其核心内容,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关键一环。

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生医疗干涉权的博弈研究

近年来,医患关系愈来愈紧张,其中患者自主决定权与医生医疗干涉权的博弈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这两种权利的博弈主要表现为自主权的膨胀和干涉权的滥用,继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因此,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处理机构等的不足,结合国外对两权博弈的处理,建议通过完善法律对特殊情形的界定、建立第三方机构、创建机制解决两种权利的博弈,兼顾医患双方的权利,改善医患关系。

论消极安乐死的法律规则

《侵权责任法》通过后,消极安乐死在我国成为了可能,很有必要明确和完善消极安乐死的相关立法。在法学界对安乐死权利基础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以争议相对较小的患者临终自决权为基础,围绕消极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实施条件、实施主体和实施目的,明确和完善其相关法律规则。

基于患者最佳利益原则完善我国医疗委托代理制度

医疗决定权是以患者的人格利益为客体,不仅与患者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更是患者主体性和人格尊严的体现,应以患者本人行使为原则。医疗决定权代理行使的理论基础在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但其代理行使仍应当有着严格的限制。然而当前国内医疗委托代理制度在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法律确认与保障、委托代理双方主体范围确定、授权委托的时间效力、代理权行使的限制等方面还存在着缺陷。作者以“患者最佳利益”原则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制度的现有缺陷,从明确授权委托主体、委托行为效力认定、限制代理权行使等方面来探讨医疗委托代理制度,以期在医疗委托代理中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生命健康权的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其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格尊严需求。

论预先医疗指示制度

预先医疗指示制度以自主决定为中心,尊重患者真实意愿,打破了“医疗家庭主义”的垄断,给予患者特别是末期病人极大的自主权利和个人尊严;我国应在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这一制度,以保障患者尤其是末期患者的医疗自主决定权。

患者自主决定权保护之困境与出路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虽精细化地规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但仍未解决我国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对患者自主决定权保护太大而化之的问题。对未成年患者,应采用“识别能力说”,以兼顾民法上的监护制度;对成年患者,则应区分特殊群体的成年患者与一般成年患者,前者应构建事先医疗指令制度辅之以成年监护制度,后者则应完善授权委托制度、构建事前风险告知制度与考虑患者最佳利益原则;此外,针对紧急状况下近亲属意见与患者利益相左的情形,应对《侵权责任法》之紧急救治权予以扩大解释。

论诊疗过程中患者特定近亲属及关系人的权利

由患者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治疗,是现代医疗和现代法律的共识。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有过于重视患者家属的同意而轻视患者权利之嫌,未能充分尊重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在诊疗法律关系中,患者的意思表示应当处于主导地位,特定亲属及关系人的意见至多只能作为推知患者意思的参考因素。因此,需要对《侵权责任法》五十五条、《执业医师法》二十六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三十三条进行解释,让"家属""近亲属"的范围更加合理,并定位其意思表示,以推知患者意思表示,从而更加尊重和保障患者权利。

生前预嘱法律制度的困境与完善——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七十八条为视角

我国生前预嘱制度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现有的规定中,相关概念和对患者作出相应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模糊;患者在生前预嘱当中可以做出选择的医疗措施范围不清;承担责任的主体和法律责任规定不明以及配套制度有待完善。出于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以及更好地实现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七十八条为切入点,认为可将生前预嘱制度的相关概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已有的规定进行对接;对于患者预嘱内容在尊重意思自治和民法自愿原则的基础上设置一定的限度;对于卫生相关的部门进行联动,根据各自的特点有所区别地规定各自的职责和法律责任;最后是完善与生前预嘱制度衔接的配套制度。以期为我国生前预嘱法律制度构建建言献策,充分发挥其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

患者知情同意权制度构造之反思——从榆林待产孕妇跳楼案切入

在构建患者知情同意权保护制度时,知情同意的相对性、医患关系的多质性、家庭秩序的结构性等制度基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通常认为知情同意权的制度基础在于患者作为人的自主决定权。《侵权责任法》第55条充分彰显了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构建了一套"独立并优先"的知情同意权制度。然而这项制度是在缺乏对"自主决定"予以话语转换和法律改造的前提下建立的,很难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从知情同意权回归知情否决权,通过完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来保护患者和约束医疗机构,是一条更加可行的路径。

违背患方意愿医疗处置困境与对策研究

因专业知识的不对等和信任的缺失,医患双方对疾病的认知往往不甚相同,甚至出现对立,在紧急情况下,这种对立直接影响对患者的治疗,危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本文从实例出发,通过梳理归纳既往的理论观点,在辨析具体情形的基础上,从患者自己决定权的角度出发,论述不同情形下,面对患者拒绝治疗,医方所应采取的处置方式及其法律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