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分级矫治公检履职模式研究——以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模式为路径

针对目前专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准入程序不明确、分级处遇标准不到位,以及公安机关现有矫治措施效果不理想等具严重不良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难题,应以加强制度规范衔接与主体职责对接为基本路径,避免加重公安机关“抓—放—抓”的恶性循环,衡平社会防卫与未成年特殊保护间的价值张力,提高精准教育矫治的质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及国家亲权理念的交织为价值基石,以严重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为准入基本界分标准予以分级,并借助家庭监护令的执行情况对自愿性准入模式的实质条件予以评估;以法益侵犯类型为尺度对矫治教育管理模式予以分类;以信息对接、评价对接与监督对接三重维度的公检职责对接机制贯穿专门教育—观护教育衔接制矫治教育体系的运行体制,实现家庭亲权与国家亲权的各自应然担当,助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家庭教育指导的司法化及其适度调试——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为背景

《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后,我国家庭教育指导的司法化色彩趋于浓厚,集中表现为由司法机关主导设立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在庭审中增设家庭教育指导环节、发布家庭教育指导类文书等。司法机关的积极探索促进了家庭教育指导联动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但亦出现了职能承担的过度延伸、形式规范的轻重失衡以及效力追求的理想化趋势。为予适度调试,司法机关应在指导机构的设立上遵循立法规定的配合性定位、从主导回归至辅助,同时着力推进指导类文书的规范化和统一化,而对其效力则应摒弃单一的强制推行思路,将重心置于家庭教育指导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相关制度的衔接上。

探究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协同引入“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理念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开创了法治中国的新局面。全国人民法治素养整体提升,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以及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我国低龄儿童犯罪率提高、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者管理规治力度不足等问题逐渐显露,而结合我国现有的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很难对低龄儿童犯罪进行有效的遏制。笔者通过参考文献、书籍,总结得出,当前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对未成年诉讼程序多采用“恶意补足”规则以及“国家亲权”,并产生了良好成效,本文鉴于此,探讨“恶意补足”规则与“国家亲权”理论并根植于我国本土的未成年诉讼程序,为有效规制我国低龄儿童犯罪问题提出建议,为我国法治强国的建设保驾护航。

从家庭教育令的法律性质到程序实现

当下,有关家庭教育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错位,导致家庭教育令面临形式不统一、法律责任不清晰及适用条件存在争议等问题。这些实践困境不仅加剧了理论冲突,而且制约家庭教育令的现实效果。明确家庭教育令的法律性质是其规范化适用的前提。从国家支持的权利基础看,国家亲权决定了家庭教育令具有强制性和独立性。作为法律性质与程序实现的连接点,现有的法律载体不能体现家庭教育令的本质特征,亦无法实现其特殊价值。民事令状的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都与家庭教育令相匹配。以民事令状为视角,家庭教育令制度的程序障碍能够得以厘清。这些程序争议的出现,不仅亟待民事令状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昭示着民事裁判文书“三足鼎立”的态势向多元化发展的可能。

“梁庄”系列非虚构作品的意象叙事

“梁庄”系列是梁鸿用非虚构方式创作的乡土文学作品合集,她运用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写作,并借助非虚构的文本特征用事实来还原真实的乡村景象,在作品中建构起多维的文学世界——“梁庄”。在梁鸿对村庄内部寻常风景的呈现中可以发现不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自然意象、人文意象和生命意象,这些意象蕴含着梁鸿对乡土大地的深切关注和对底层大众的人文关怀,她用手中之笔不断建构关于乡土大地历史记忆的文学架构。梁鸿直面现实中的乡村世界,揭示了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村庄内在精神的涣散与衰颓现状,直陈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变迁。

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已发展成为各国家庭法在处理父母离婚后子女监护案件时的最高准则。虽然该原则其概念本身含有不确定性 ,具有多种可以不同明确表达的空间 ,但采用该原则的世界各国仍致力于列出若干决定子女最佳利益的具体准则。本文作者主张我国婚姻法应引进“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处理子女监护问题时的最高指导原则 。

亲权与国家亲权间的平衡:探求家庭教育的实现路径——兼评《家庭教育法(草案)》

亲权及国家亲权系保障家庭教育科学实现的双重基础,有效落实家庭教育须实现二者平衡。亲权通常表现为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履行,而国家亲权则为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的兜底。为实现监护职责的有效履行及实现,家庭教育或应以亲权为根本,国家亲权予以适时引导及干预。家庭教育涵盖亲职教育、子职教育以及婚姻教育等内容,其中亲职及子职教育或可包含离异家庭等的针对性教育。

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的反思与重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之规定

认罪认罚具结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对已查证的犯罪行为予以认可并对此表示负责与悔过。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2款的规定,无论法定代理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导致了理论上的矛盾和实践中的操作困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未成年人认罪认罚具结制度与法定代理制度产生冲突,其冲突本质即是国家亲权与自然亲权的博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对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重构。重构的方向在于以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的方式,通过第三方机构中立客观的评估,对涉罪未成年人实现个别化处遇。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逻辑

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后备力量,其身心的健康历来都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后“不能告诉”、加害人“不愿告诉”、旁观者“无义务告诉”的局面严重妨碍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和救济。强制报告制度的引入有力地破解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隐蔽性高”“发现难”的顽疾,其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通过法理分析可知,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不仅贯彻了国家亲权主义的理念,落实了平等保护的基本人权观,更是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忠实践行,因此其具备充分的法理正当性。通过对域外国家成熟经验的考察发现,各国强制报告主体的涵盖范围较广,强制报告内容的分类较为科学、具体,对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主体责任追究更具威慑力,同时对善意报告者的保护和责任豁免的考虑也较为周全。域外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助于我们从规范维度厘清强制报告的主体、内容及未履行报告义务的责任。

儿童监护模式的现代转型与民法典的妥当安置

儿童、家庭与国家之间存在三种相对关系,儿童地位经历了客体、准主体与主体的变迁,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从紧张到和谐,儿童最终处于家庭之中以及国家之下,形成双重保护的格局。历史上的国家监护脱胎于君权,在家庭职能弱化、失灵的情况下,国家逐渐获得类似自然父母那样的法律地位而保护儿童利益。形式上,国家对儿童的义务是一种非典型义务;实质上,国家监护是一种国家干预,其作为一种调和国家、家庭、儿童之间关系的手段,是转移家庭监护风险的有效选择。民法典的编撰应对儿童监护模式的转型作出回应,用立法强化家庭与国家对儿童监护的协调分工,以“区分主义”的模式,将涉及个人自治、家庭自治的监护内容较多地规定于婚姻家庭编,将儿童监护的国家责任更多地体现在总则编。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离婚自由的限制——理论证成与制度设计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家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许多国家的离婚亲子法观念从传统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转变。当代离婚自由主义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愿,是现代婚姻的应有之义。虽然子女并非离婚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但离婚带给子女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过分强调离婚自由降低了婚姻的可期待性,已经影响了婚姻传统的“家”功能。离婚自由与儿童最大利益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亲权是儿童原则限制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国家、父母、儿童构建的新三方关系已经将儿童置于权利的主体地位。为了在家事案件中更好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立法应尽快整合相关概念,注重儿童主体身份构建,在法律上明确子女的独立人格地位,避免子女在此类事件中的工具性角色。司法应审慎解决离婚纠纷,采取有效方式解决夫妻矛盾。

中国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已然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近年来,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虐待或遗弃的案件时有发生。受制于辨识能力与防卫能力,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往往缺乏求助意识,以致案件陷入“发现难、报案不及时”的困境。为了应对上述问题,中国司法实务部门率先提出并践行了强制报告制度。该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国家亲权原则的应有之义,更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具体体现。相较于域外国家,尽管中国强制报告制度的规定已经进一步完善,但是仍然存在着适用条件狭窄、责任主体识别侵害情形难、报告受理主体不适格以及响应机制不完备等不足。通过借鉴域外部分国家较为成熟的经验,中国强制报告制度应从适用条件、报告程序以及响应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家父权在晚期罗马法中的演变

罗马法是现代民事法律的起源,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在罗马法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其萌芽也并未贯穿罗马法律史的始终。在古典时代,公民的私人权利开始萌芽,并逐渐脱离家父权的支配,直接成为城邦法律上的权利和城邦生活的一部分。在罗马晚期,家父权在法律上的残余开始向封建特权演变。这种演变在后古典时代通过家父权自身的变质进行,而在早期拜占庭时期则脱离了传统的家父权范畴,形成了违背旧的罗马法原则的封建特权和以这种特权的存在为特征的封建家庭关系。

再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既是对前期司法实践经验的肯定,也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但在法律移植情境下,立法机关的认知偏差使得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价值上背离其制度目标,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因此,应当从适用范围、适用程序、所附条件和评估帮教四个方面对该制度进行整体性反思,通过适当扩大适用范围,保障参与主体的正当程序权利,合理区分负担条件与指示条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评估帮教等手段,提高附条件不起诉的使用率,落实国家的未成年人司法政策。

国家亲权理念下广西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保护问题研究

当"亲权"不能有效地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时,实有必要从"国家亲权"理念的角度审视我国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所面临的问题。遵此路径,以实证的方式进行循证,不难发现,广西农村留守儿童普遍面临着监护权缺失、教育权得不到保障、社会联动救助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笔者以"国家亲权"理念为依据,结合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认为可从监护权完善、教育权保障及社会联动救助机制构建等层面推进广西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

论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的“家”

在古中国和古罗马"家"有共同之处,都是位于公权力的末梢。古中国家父权成为发挥"家"的政治职能的工具;古罗马家父权是家庭王国的主权。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明产生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家作为一个"国中之国",随着专制主义色彩的浓化而不断加强。在古罗马,随着对外疆域的扩张,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家从家庭的藩篱中解脱出来而取得独立的法律人格,家的政治组织、家族本位色彩日益消褪,并逐渐向维持家庭成员物质和感情生活的价值取向过度。

外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异地社会调查路径探析——以涉罪少年“再社会化”为视角

社会调查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提供信息支持,帮助检察人员评估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家庭环境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然而,实践中外地户籍、流动性大的涉罪未成年人难以实现异地社会调查,成为该群体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低的一大原因。社会调查应以实现未成年人"再社会化"为目标,检察机关通过引导社会调查方向、借助社会力量异地转委托调查等方式,实现对外来涉罪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

论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改进

2023年9月,国务院审议通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对网络保护制度进行了体系化的再造,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从内在结构看,该体系由纵向体系的三大法律层级和横向体系的四大制度单元精巧衔接、有机耦合而成,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促进等制度单元基本涵盖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要领域。在生成机理上,该体系以化解网络风险为逻辑起点,以最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为主要原则,坚持自然亲权与国家亲权相协调,最大化发挥技术治理手段的保护功能,并以网络平台为重心,推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网络问题的多方共治。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在施行中取得了显著的保护成效,实现了以体系化法律制度应对体系化网络风险的目标,但仍未臻完善,主要体现在法律规范衔接互动还存在不足,部分制度施行存在效果偏差等方面。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应强化保护理念,完善配套法规,调试制度适用,寻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优的处理方案。

论政府监护理论在我国的确立及其制度构建

依据政府监护理论,在欠缺行为能力人没有合适监护人,或者其监护人无能力履行或未恰当履行监护责任时,政府应当承担起监护职责。随着民法的社会化及行政救助理论的发展,为应对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也应确立这一理论。国外政府监护的成功经验与我国政府监护的现实需要,都要求我国应当重构政府监护制度。具体而言,必须扩大政府监护对象的范围,明确代表政府承担监护责任的人,明确不同情形下政府监护的方式和政府监护责任的内容,规范政府监护机制的启动程序,明确政府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并在政府监护人不履行监护义务时建立任何人可以代替被监护人提起诉讼的制度。

美国少年法院的变革与青少年犯罪控制

以"国家亲权"和"康复"理念为特征的美国少年法院及少年司法制度在20世纪80、90年代青少年犯罪率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逐步转型,趋于硬化,并逐渐向成人刑事司法制度靠拢,传统的少年法院的福利性基础遭到动摇。然而,少年法院的理念已深深植入美国的法律文化当中,并且除了该制度的模式外,目前美国还没有更有效的替代机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5年和2012年对罗珀诉西蒙斯和米勒诉阿拉巴马州两案所作的判决或将对美国少年法院未来的走向和青少年犯罪控制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