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及相关问题补论

蓝田吕氏对北宋中晚期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乃至朝堂政治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吕氏家族墓地由家族“大”字辈成员甚至著名学者规划,清楚地反映了吕氏的礼学思想。墓葬排列中特别突出宗法的做法为目前仅见,而昭穆法则直接承袭二程的丧葬理念,祔葬之法也体现了当时儒学士大夫对于族葬古礼的理解。宁愿牺牲常礼也要特别突出嫡长的埋葬方法,不仅是北宋复兴宗法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或许也与吕氏的时政见解和表达有关。

“为政于家”:近代皖中宗族的族长制研究

宗族推选德才兼备者实行统管的族长制肇始于宋元,在明清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获得了很大发展。民国以后,虽然政府的政策转变为默许,但是皖中宗族继续大力推行,族长制获得了普遍发展。近代皖中的族长权源自家长权。宗族不仅通过签订议约和制定族规确保族长权,而且分别建立以族长和房长为核心的层级管理组织保障其得到贯彻,从而实现了族长对宗族的全面有力管理。可以说,传统宗族在近代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态势,族长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族长的“恶名”多是因宗族要求其严格执行族规的结果。

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的构建

中央苏区建立在落后的乡村地区,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法则严重制约着革命政权的运行。司法权作为政权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维护新社会秩序,保障根据地人民民主权利的时代使命。为确保司法权的实现,中央苏区政权力图冲破乡村社会宗族组织把持的基层政权,尝试构建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及其运行规则。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央苏区的司法制度并不稳定,存在反复修改和不断废止的现象。但无论如何,中央苏区司法权力体系建设对于今天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关于中国宗法制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宗法制度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针对近年来史学界提出的种种不同意见 ,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宗法制度的起源、本质、表现形态和发展阶段 ;并对所谓宗法为周公创立 ,周代以前、以后不存在宗法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存在的标志 ,《礼记》的大小宗理论就是周代的宗法等不符合史实的观点 ,以及当前宗法的改造和村治等问题 。

“礼坏乐崩”考论

"礼坏乐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是东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指的是西周的宗法礼乐制度的崩坏。春秋早中期,由于礼乐行之日久,宗法观念深入人心,大国称霸表现出浓厚的"尊尊"色彩,五礼制度的施行在损益中例行不辍,人们论礼非常频繁且多有精言。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逐渐面目全非,表现为"礼""义"的分离、五礼制度的崩溃以及乐制的坏乱。之所以会"崩坏",首先是因为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其次是土地制度的变革,还有周王室本身军事实力的衰减,再加上贵族内部矛盾冲突的加剧以及礼制本身的形式化与繁琐化,这些因素的层叠造成了东周的"礼坏乐崩"。

传统孝道文化对农村家庭养老作用的局限性——以湖南省永州市农村家庭养老调研为例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一个严峻的话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农村养老问题。而传统孝道作为中国一直传承下来的美德一直在影响着农村的养老问题。现在,我们以永州市农村地区的农村家庭养老调研为例,通过调查探讨传统孝道对农村老年人家庭赡养的局限性及其原因,同时对其生活水平,情感生活、知识获得和自我表现等方面的心理需求进行调查和剖析,并结合实际,提出建议。

宗法制度的兴亡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宗法制度虽然在西周末年就已经瓦解 ,但它的影响在中国却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揭示出宗法制的残余影响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不同层面 ,并积淀成为一种支配中国社会、调整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的社会传统和文化精神 。

“神道设教”说考释

“神道设教”学说滥觞于远古时代,殷周之际人们开始对宗教祭祀的教化功能进行思考,至春秋时代逐渐酝酿成熟,战国时期方提出了“神道设教”这一命题,从而消解了敬天尊祖的传统宗教与自然哲学的紧张。它具有陶冶百姓,凝聚人心,纯洁风俗,稳定秩序,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渼陂古建筑的文化艺术及其价值——江西古村落群建筑特色研究之三

在古庐陵地区中心的富水河畔,座落着古老而又神秘的氵美陂古村。通过对氵美陂古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古建筑的考察分析,这个古村的古建筑群的宗族与宗法文化,书院与儒商文化,建筑艺术文化与近现代红色文化等等,便是这个古村古建筑的文化遗韵的奠基,也是氵美陂古村旅游及教育基地价值之所在。

《管子》孝论:中国孝文化的理论起源

《管子》中关于"孝"的阐述,内容十分丰富,富有理论色彩。中国源远流长的孝文化,在《管子》中上升为孝的理论。《管子》孝论主要有三大系统,包含"血缘""师承""君臣"等组成部分。三大系统是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理论体系,含有许多精辟的理论术语。《管子》孝论直接来源于中国历史上长期积累的"仁政""四维""宗法"等精深博大的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孝"的理论阐述。《管子》孝论问世,成为引导中国孝文化持续发展的引擎,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孝文化的社会实践,并在孝文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与演进。

论春节的传统意义

对于春节日益淡化的现象,我们需要深入研究,而要研究,我们首先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是“春节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我们的研究才能深入。“春节是什么”这一问题与传统社会是分不开的,传统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注重身份等级的血缘共同体,而传统春节的核心意义正在于它是维系传统宗法血缘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得以和谐运转的一种节日仪式,它为具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和情感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亲情交流的契机和纽带。

疑神宗教与人伦理性——从“祖先崇拜”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关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精神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宗教应该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家庭宗教 ,家庭宗教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崇拜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在周礼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人们对鬼神持怀疑态度 ,在祭祀活动中视鬼神为“如在” ,这种宗教因此是一种疑神的宗教 ,在宗教活动中表现出自竭其诚的特点。这种宗教倾向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转向此岸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中寻找寄托。

从齐礼、夷礼与周礼之别看周原甲骨属性

春秋时洹子孟姜壶铭中齐景公为田文子举办国丧礼，完全是因姻亲关系而为其女公公举行的。这与周原甲骨刻辞中周文王为岳丈帝乙、外公文丁建立宗庙并在其中祭祀殷先王的现象是一致的。西周时期姬姓国家中祭舅礼的淡化，是因周人宗法制完善后弱化母族母系地位势力而导致的现象。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疏离与回归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与丰富生活世界的疏离是造成高校德育困境的重要原因。生活世界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动的"教育场"。走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力疲软的现实困境,需要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上,以鲜活的生活世界为中心,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重视教育过程的生成性,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培养高雅情趣,完善道德人格,追寻人生意义,实现教育生活化。

宗族、宗教与乡村社会治理——基于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的个案考察

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居民半数以上为回族,同属清初迁入的白氏祖先后裔。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潜经村的白氏回族形成了自己的宗法制度,修建了宗祠,制定了宗约,并由最初的4个宗支发展到如今的12个宗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潜经村白氏回族的宗法制度和宗教信仰历经冲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地方精英的努力下,潜经村的宗教信仰逐步得到复兴,具有庞大势力的白氏宗族也在村庄事务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潜经村的个案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中,既要了解宗族、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也要注意化解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引导其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

论清代宗族法三位一体的社会控制功能

清代宗族法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族法的最高成就。前人对宗族法的研究多囿于宗族内部,未窥全豹。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自下而上地全面探讨清代宗族法借助家长专制、祭祀之礼、宗族力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控制,有助于了解封建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有着重要的认识和借鉴价值。

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及其“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

宗法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项关键制度。宗法制度及其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政治理想就是复归三代之治,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内核的等级秩序,以作为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他从社会稳定和强化政治秩序的角度强调重建宗法制度的重要意义。他构想的宗法制度,是与他设想的井田、封建制度相配套的社会治理模式。张载试图将社会政治秩序与伦理道德规范内置于宗法网络之中,以宗法思想为基点生发出伦理政治的学说,让新儒家找到"性与天道"和现实政治的结合点,为宗法伦理寻求到本体论的依据,反过来,宇宙论也可以用以指导基于宗法伦理的人性论和道德论。要让全社会都纳入等级有序的宗法组织之中,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结合,家国同构,君父合一,社会便是如同一个以宗子为核心组成的大家族,这就是《西铭》的政治设想,也最能反映《礼记》的文化精神。

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

敬天法祖观念起源很早,但初期与政治并无关系,到了商代方被用于政治当中。周代是这一观念的成型期,这与宗法观念的建立是分不开的;汉代为这一观念的集大成期,这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推动作用有关。敬天法祖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被运用到政治上可从敬天和法祖两方面展开论述。

儒家孝义思想对传统中国国家司法主义的影响——以“复仇”制度为论域的思考

“复仇”制度作为宗法伦理社会的伴生物,孝义是其得以产生并持续存在的精神基础。离开了“孝”,“复仇”制度便不可能产生和长期存在下去。在对“复仇”的态度上,各朝代的统治者从一定程度的肯定到逐步的限制,到最后的明令禁止“复仇”。其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儒家孝义思想与传统中国国家司法主义之间矛盾的日益凸显。虽然“复仇”制度在国家司法主义的挤压下活动的空间大大的萎缩,但对“复仇”制度禁而不止的现象却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破除“人情大过国法”的观念,除了在理论上进行宣传“法律至上”的观念,在全社会树立法律意识以外,更为根本的是加速我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转型。

中国传统宗法家族观念在当代的表现及影响

论述传统宗法家族观念在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表现，分析它在经济、文化、政治与 法治等方 面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家族与国家两个方面对如何解决当代的宗族问题进行了初步探 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