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王阮精神人格及诗歌研究

王阮是南宋时代士大夫的代表,历任各地官员;也是南宋中兴诗坛重要诗人,有诗集传世。他的身上,有爱国的浩然正气,是将门之后,也是人杰;有爱民的济世精神,卓越的治理才能;同时还有超然平和的隐逸情怀,有陶渊明之风。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体现为慷慨刚大的南宋中兴之气,清淡平和的理趣之风,呈现多元化的审美意味。

宋代福建词坛论析

宋代福建词坛趋于鼎盛,南渡和南宋时期词人辈出,大部分词人出身进士,主要分布在闽北、闽中地区,这既源于当地文教的昌盛,也源于当时的政教格局。宋代福建词坛爱国词人异军突起,展现出赤忱的爱国热情与崇高的人格气节,词风慷慨雄迈,接近豪放词一派。宋代福建词坛的爱国情、豪迈意影响深远,在晚清民国又掀起豪放词高潮。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

南宋立国153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颇低。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视了南宋人民在抗击金和蒙元的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民族气节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更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总之,绝不能贬低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关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一般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实际上,四大家都曾依赖于江西诗派的哺育,尤、杨、范、陆与江西诗派的渊源都颇为深厚。我们不能按照先打倒才有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四大家是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础上才有所成就。同时应动态而不是凝固性地看待江西诗派及其诗学思想。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江西诗风占据了北宋后期以至南宋诗歌的主流地位。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诗工命穷——论南宋江湖诗人的悲剧人生

南宋江湖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诗歌流派,改变了一代诗风。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几乎与普通百姓无异;大多数人并未因为享有诗名而过上优裕的生活,而是生计艰难,命运多舛。他们有的被迫干谒,受尽凌辱;有的兜售诗文,屡遭冷遇;有的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甚至客死他乡,无力安葬。这些诗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一方面与诗人自身的原因有关,如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缺乏恒产,不愿走科举仕宦的道路,或嗜吟成癖和拙于生计等;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和统治者的压制与摧残。

南宋光宁两朝温州诗人群体研究

探究永嘉四灵诗派背后的地方诗学传统,可以发现,南宋光宁两朝温州诗坛由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乾淳诸老而能诗者,光宗宁宗朝始以诗鸣者。前者以诗社唱和为纽带,将主流诗坛最新诗学思想带入温州;后者则吸取了前者重唐诗、讲求句律和苦吟的诗学经验。

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在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文学史上,南宋诗人对于唐人唐诗的尊崇,不仅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首先表现在由"千家注杜"而"以杜甫为师",并注重对"诗史"的尊仰,其次是于大量的诗话著作中,对唐代诗人的创作经验进行种种形式的总结。而大量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对"次韵诗"创作的热情不减,则是南宋诗人表现在宗唐艺术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

此恨难平君知否——南宋遗民词人心灵的体验

南宋遗民词人用词抒写着时代与个人的双重苦难,抒写故国、故土沦入异族统治后的凄惨景象,抒写他们坚持自我不与统治阶层合作的人生经历与心灵体验,同时他们站在人生终极处关注生命本体的意义,寻求精神的解脱与自由,在山林云水中摆脱俗累,充分感受自然田园风光的美,乃至把个体生命融入自然大化,返朴归真,回归自我本体。

论“南宋中兴三大诗人”农事诗中的图画美

“南宋中兴三大诗人”的农事诗,融诗情和画意于一体,呈现出“诗中有画”“以画为诗”的创作特质。透视其文本,取景上,他们选择自然生物、农业田地、生产劳动场面、农家生活场所;构图上,他们讲究主次分明、虚实结合、透视融入;技法方面,他们主要运用色彩对比、富于动感、工笔抒写。

南宋词人管鉴生平考索

管鉴是南宋前期词人,词风清丽和婉,有《养拙堂词》一卷传世,然生平湮没无闻,一向无考。今勾稽史乘、方志、金石、文集等资料,考述其生平行事,知其生年在1133年或稍后,享年63岁;枢密管师仁之孙;初以父荫补官,调江西常平提干,改知泰宁县;为湖南帅机,佐刘珙平定李金之乱,以功迁建宁府通判;知峡州,再知全州;除湖南提举,改广东提点刑狱;知韶州,旋除广东转运判官;移湖北转运使,卒。

析南宋词中的“黍离之悲”主题

“黍离”最早出现于《诗经》之中,其后具有了某种指称意义,成为一种具有稳定内涵的主题,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南宋词人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动,心中的爱国情感也随之波动。南宋前朝大多表现为慷慨悲壮,后期多表现为苍凉沉郁,并从个体关注社会。

南宋时期湖南人才波峰的成因及其思想特点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的陷落和南方经济的崛起,以及湖湘文化的发展,湖南出现了古代历史上人才发展的第三个波峰期。其主要特点在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高涨。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南出现了一批文化精英,他们面对现实,进入仕途,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决反对侵略。

南宋中兴诗人群体论纲

顺应宋室南渡后社会经济、政治、学术文化与文学本身的发展,南宋中兴诗坛形成道学诗人、激进官宦诗人、保守官宦诗人及江湖诗人等不同诗人群体,独具体系和纲目。中兴诗人群体诗歌创作活跃,时代特色鲜明,展示出新的丰富多元的诗学面貌与社会文化意蕴。南宋诗歌的发展与中兴,并非少数著名作家活动的结果,而是中兴诗人群体共同创造的局面,也不仅是文学自身传承演变的结果,还与宋室南渡后近百年间社会文化变迁、士林风貌演变等密切相关。

南宋中期的江湖词人群创作的情感内涵

南宋中期,由于政治的黑暗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湖词人队伍开始壮大。虽然江湖词人们的创作风格迥异,但是他们的创作在情感内涵上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表现为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穷寒奔竞、奉承谄媚,位卑未敢忘忧国,向往山林隐逸之趣四个方面。由此江湖词人群形成。

陈人杰生年与求宦考

陈人杰是南宋后期著名词人,考订其词作的内容,可以确定他生于南宋理宗嘉定十一年戊寅的冬天,转换为西历则是公元1218年末或1219年初。而探讨其求宦的经历,则可发现人杰曾于十五岁前应过临安的童子试,又于弱冠之年以门客身份参加过江东漕牒试,但均以失利告终;之后他就不再以功名为念,过着风花雪月的生活直至去世。

南宋遗民词人的道教因缘与词之创作

南宋遗民词人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使他们更易领会道教的义理,加上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与方外之士结友唱和,广泛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从中对道教义理也有了较多的认识与理解,这样,就使道家思想深刻渗透到了遗民词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他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并体现在词作的思想意蕴中。

邱葵《钓矶诗集》探析

南宋爱国诗人邱葵的《钓矶诗集》揭露元军侵宋的暴行,表达对元廷的强烈不满,表现崇高的民族气节,同时也体现潜心学问、积极勉励后学的精神。邱葵诗风沉郁顿挫,语言自然质朴,通过一系列的景物和人物意象,表现了在复杂动荡岁月中的爱国思想和高洁品格。

南宋江西僧侣文学家释道璨交游诗管窥

南宋时期江西僧侣文学家释道璨是一位爱好交游的僧侣诗人,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很少。对释道璨的生平、交游诗的体裁和内容进行管窥,有利于我们深刻发掘和了解南宋时期江西的文学家。